为什么司马光、苏轼等大人物会被宋徽宗当成罪人呢?

  北宋徽宗时期,朝廷为垮台的元祐人立了一块“耻辱柱”,将三百零九名佞臣的名字名列其上。据悉,“元祐人碑”总共被刻了无数块,大宋辖区内的各大州县均能看到这块碑的影子:

  “皇帝嗣位之五年
,旌别淑慝,明信赏刑,黜元佑害政之臣,靡有佚罚。乃命有司,夷考罪状,第其首恶与其附丽者以闻,得三百九人。皇帝书而刊之石,置于文德殿门之东壁,永为万世臣子之戒。又诏臣京书之,将以颁之天下。臣窃惟陛下仁圣英武,遵制扬功,彰瘅恶,以昭先烈。臣敢不对扬休命,仰承陛下孝悌继述之志。”

  这块石碑将元祐、元符间司马光、文彦博、苏轼、黄庭坚、秦观等三百零九人列为,姓名刻石颁布天下。现存碑刻为南宋庆元四年梁律据家旧本重刻。碑距地丈余,额有蔡京手书“元祐籍”四字,久经风雨侵蚀文字已模糊不清,另一块在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仙岩,宋嘉定四年沈暐重刻。

  说起来,元祐人不是锒铛入狱就是被流放到不毛之地了,总之,这辈子算是玩儿完了。或许,徽宗觉得这样还不解气,还规定:所有元祐人的后代不得参与科考,也禁止朝中大员与罪臣的子孙有任何瓜葛。为这些罪臣“开碑立传”时,大部分元祐人都已驾鹤西去了,侥幸被判得较轻的,也都遭到羁押或流放。朝廷显然没打算放过这群人,在全国各地为元祐人立碑就是为了将他们打得永世不得翻身。

  按理说,在朝廷的铁血打压之下,与元祐有牵连的人应该永无翻身之才对,谁知,没过多久京城里的元祐人碑竟被人砸了个稀巴烂。这还得了?万岁下旨立的石碑,谁敢砸?此举无疑是扇了徽宗一个大大的耳光。让徽宗最无法释怀的是,偏偏砸碑的不是人,而是天上掉下来的流星。从史料中我们能看到,崇宁五年一月,天降流星,刚巧砸在了常朝殿门口的石碑上,将石碑砸了个稀巴烂。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过了一段时间徽宗还没有作出指示,就有人主动出资出力,将石碑重整翻修,而出钱修石碑的正是元祐人的后裔。这就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按理说,被朝廷扣上“元祐人”的帽子是一件非常屈辱的事,元祐人的后代巴不得早“摘帽”恢复前途,怎会故意将脏水泼到自己身上呢?说来也怪,在翻修石碑时,还有人悄悄给工匠塞钱,希望自己的名字也能出现在这座石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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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贿赂工匠的,并不是元祐人的后代,与这桩案八竿子打不着,他们何必要惹得一身腥呢?

  其实,这帮人的心态不难猜透,他们的思路和现在的“网红”没什么区别,其目的无外乎是“蹭热度”。在北宋文学圈里混的,谁都想跟大文豪沾点儿关系。所以,就有人自掏腰包,将自己的名字刻在“元祐人”碑上,好向世人炫耀:“我和司马光、苏轼兄弟、黄庭坚等大佬是‘圈内人’。”也难怪,如果单纯地将这些人的名字列出来,不明觉历者,恐怕会以为这一票人组建了北宋“超一线天团”呢!

  放到现在来看,元祐人碑上的名字几乎涵盖了整个北宋文学圈的尖端力量。

  那么,这些名垂千古的大人物,为何会被宋徽宗当成是罪人呢?

  这还得追溯到元祐年间司马光变法一事。这桩历史我们较熟悉了,当时司马光在朝堂上掀起了一阵滔天巨浪,叱咤风云。

  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等到宋徽宗坐上龙椅,天下又是另一番颜色,早年风光无两的元祐人如今成了过街老鼠——至少,在皇帝那儿看他们已是不受待见的了。在封建年代,可以说,皇帝让谁家垮台谁家就得垮台,一时之间,元祐人不再是风光无限的代名词。宋徽宗不但要将他们,还要让他们成为过街老鼠。在蔡京等人的努力下,元祐人一朝失势,成了人人谈之色变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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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我们再说回石碑被流星砸毁,这件事自然弄得满城风雨,宋徽宗为什么没第一时间修碑呢?其实,宋徽宗心里还是有数的,刻在石碑上的,绝大多数都是能臣,其中,还不乏直言敢谏的大忠臣,自己给他们“开碑立传”的做法没准已招致天谴,这才引来流星砸毁石碑。宋徽宗犯了嘀咕,连忙找来文武百官进行协商。没过多久,全国各地的石碑便纷纷被官方拆毁。

  有趣的是,在全国的石碑都被拆毁后,元祐人的子孙后代却以此为荣。所以,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虽然北宋时期的争闹得腥风血雨,但是,老百姓心中还是有一杆公平秤的。即便元祐人一再遭到打压,但在老百姓的拥护下,他们终究得以流芳百世,成为后世敬仰的楷模。就连朝廷为泼脏水给他们树立的“耻辱柱”,到后来也能成为史上佳话。

  古人对“身后名”颇为看重,纵览历史,像王莽、秦桧之流,生前虽能做到位极人臣的高度上,但他们早已与人民脱节,到最后还不是被后人踩在脚下,唾骂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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