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清廉的包拯为什么一年收入能有两万贯呢?
宋朝皇帝优待士大夫,论官员俸禄之厚,在中国歷史上可谓空前绝后,无朝可。清朝史学家赵翼说过,宋朝皇帝对官员有多么优待:「给百官发钱唯恐不够,从老百姓那里徵收赋税,唯恐搜刮得不乾净。」宋徽宗时,淮南转运使张根说过,当时大臣的待遇有多么惊人:「皇帝派人给大臣建造豪宅,有时候能耗费一百万贯,张根掌管淮南二十个州县,每年上缴中央财政三十万贯,还不够给臣子盖房呢!」
宋朝有一本教导为人处世秘诀的小册子《世范》,该书劝导年轻人读书,因为读书「可以取科第,致富贵」。一个人刻苦攻读,在科举道路上夺关斩将,一旦跃入龙门,戴上乌纱帽,则金钱有了,有了,富足生活也来了。宋宗〈劝学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这首诗不是骗人的,在宋朝读书做官,用不着贪污,就能得到黄金屋和千锺粟。北宋名臣范仲淹也是清官,着俸禄能在家乡苏州买田设义庄,为整个范氏家族的穷人提供衣食、读书经费乃至嫁妆和聘礼。可见一旦做了大官,不但有能力养活一家,甚至有能力养活一族。
也不是说所有官员在宋朝都能得到高收入。刚入仕途的低阶文官,薪水既低,又没有各项福利,用他们的话讲,「所入仅足以代耕」,收入和一个农民差不多,勉强餬口而已。至于不入流的小吏,在王安石变法前则连薪水都没有,收入全贪污,否则只能饿死。《文献通考‧职役考》云:「内外胥吏素不赋禄,唯以受赇为生。」说的就是北宋前期底层小吏受贿为生的怪现象。
包公是正牌进士,五十多岁「倒坐南衙开封府」,跻身于阶层,他当然有俸禄,而且俸禄一定很高、很吓人。包公担任开封府尹时,头上戴有三顶帽子,即龙图阁直学士、尚书省右司郎中、权知开封府事。「龙图阁直学士」是从三品,没有常工作,一般是皇帝有学术问题或者上的重大问题需要谘询的时候,龙图阁直学士才站出来说两句。在北宋前期的官制,这种官叫做「侍从官」。「尚书省右司郎中」是从五品,也没有常工作,既不用去尚书省上班,也不用负责尚书省的任何事务,它只是朝廷给官员计算薪水时的依据,所以叫做「寄禄官」。「权知开封府事」是包拯的正式职位,「权」是暂时的意思,「知」是掌管的意思,权知开封府事,就是说你本来有别的官职,但是朝廷现在派你全权负责治理开封府,别的工作可先放一边。在北宋前期,像这种由朝廷指派去做具体工作的官叫做「差遣官」。
先说「龙图阁直学士」这顶乌纱帽给包公带来的收入。按宋仁宗嘉佑年间颁布的《嘉佑禄令》,龙图阁直学士每月有「料钱」,也就是基本薪资;每月还有「添支钱」和「餐钱」,也就是补贴;另外每年春、冬两季还能领到一些「衣赐」,也就是布匹。其中料钱每月一百二十贯,添支每月十五贯,餐钱每月三贯,衣赐每年发两次,每次发五匹绫、十七匹绢、一匹罗、五十两绵。再说寄禄官「尚书省右司郎中」给包公带来的收入。《嘉佑禄令》规定,尚书省右司郎中每月有料钱三十五贯,没有餐钱和添支,而衣赐也是每年发两次,每次各发三匹绫、十三匹绢、一匹罗、三十两绵。按照《嘉佑禄令》的薪资发放原则,如果一个既有寄禄官的官职,又有侍从官的官职,那么他不能兼领寄禄官和侍从官的双份薪水,而是哪份薪水高就领哪份。对包公来说,他的侍从官薪水明显寄禄官薪水要高,所以他只能领到做为龙图阁直学士的那份薪水。
最后看差遣官「权知开封府事」的收入。按《宋史‧职官志》,包公在开封府做最高长官,每月有三十石月粮,其中包括十五石大米、十五石小麦。此外每月还有二十捆(每捆十三斤)柴禾(供燃烧用的木柴、枯枝)、四十捆乾、一千五百贯「公使钱」(朝廷发给地方官自由支配的办公经费)。另外做为外任藩府的高阶地方官,朝廷又划拨给包拯二十顷「职田」,也就是两千亩耕地,允许他每年收租,并且无需纳粮。这两千亩耕地按每亩租米一石估算,每年也有两千石米的进项。再查《嘉佑禄令》,权知开封府事每月还有一百贯的添支,每年冬天又发给十五秤(每秤十五斤)的木炭。拙着《歷史课本闻不到的铜臭味》曾经按照宋仁宗时物价,将包公得到的所有薪资与福利折算为铜钱,加起来总共是两万一千八百七十八贯,这就是包公担任开封府尹时一年可以支配的全部合法收入。
其实包公担任开封府尹的时间只有一年半左右,就算他只做了一年,收入也有两万多贯。两万多贯是什么概念,大家可能不太了解,让我们来看看王安石三十岁那年写的〈上运使孙司谏书〉:「我在较富庶的江浙地区当了两年县官,发现所谓民间大户也只有百亩田产,每亩最高两贯,总价值最多不超过两百贯。」包公在开封府一年收入两万贯,可去江浙良田一万亩,一百户富庶农民的全部田产加起来,还不上他一年的收入。
所以包公之所以清廉,是因为俸禄优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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