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之笔威力有多大？杜甫三首诗让三位名将羞愧

　　过去有一句老话：“文人之笔，武人之刀，皆为利器”。成语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口诛笔伐，可见笔杆子的伤力也力也不容小觑。这是因为，笔杆子作为一种主流传播工具，足以引导、影响人们对一件事、一个人的看法与评价，从而产生“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巨大威力。

　　安史之乱，是唐朝历史上影响极为深远的。唐朝经过这场劫难，从此一蹶不振。而一些历史人物也因为在安史之乱中的表现，而被人们永远铭记。安禄山、史思明等叛军首领，因为这场战乱而遗臭千古，郭子仪、李光弼等唐朝名将，也因此名垂竹帛。

　　安史之乱发生时，诗圣杜甫经历其整个过程。杜甫从一个诗人的特角度，用自己的诗作，对这场战争做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诠释，能让人从另一个角度，更加深入透彻地了解这场大战，以及战争中涌现出来的人和事。

　　第一个走入杜甫诗中的名将是唐朝大将哥舒翰。哥舒翰，是唐玄宗年间的名将，历任河西节度使、陇右节度使，长期当一面防御吐蕃入侵，曾经成功击破天险石堡城，并且创下“半段枪败吐蕃”的战场传奇。

　　但杜甫却在名诗《潼关吏》中对哥舒翰进行了辛辣的鞭挞：“寄语受关将，慎勿学哥舒!”这是因为哥舒翰在安史之乱中表现不佳，他防守的潼关被安史叛军突破，他本人也当了战俘。哥舒翰的表现让杜甫大失所望，故此才会在诗中对他进行批评。哥舒翰的形象也随着这首《潼关吏》的传播而彻底崩塌。

　　杜甫盯上的第二个唐朝名将是唐朝名将郭子仪，郭子仪作为平定安史之乱的主要帅，为唐朝立下首功。但郭子仪也犯过不可饶恕的大错。《资治通鉴》记载，郭子仪曾经向唐肃宗建议，向西北回纥人借兵抗击安史叛军。

　　结果唐朝前门驱虎后门进狼，安史之乱结束后，回纥人居功自傲，大肆烧劫掠，给唐朝百姓造成惨重损失，造成的一点都逊色于叛军。杜甫对郭子仪饮鸩止渴的错误行径极为不满，在《北征》诗中对郭子仪借兵回纥的后果进行了深刻揭露：“阴风西北来，惨淡逐回纥”，回纥骑兵经行之处，“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人们读起这首诗，就会想起始作俑者郭子仪干过的这件蠢事。

　　唐朝平定安史之乱还有一个大功臣李光弼，《新唐书》记载，“与郭子仪齐名，世称‘李郭’，而战功推为中兴第一”，李光弼的影响力之大和地位之高，从这句记载中就可看出一二。李光弼的经典胜仗，就是公元759年十月的河阳之战。

　　在这场战役中，李光弼据守河阳，与叛将史思明对垒。史思明一方兵力占绝对优势，水陆并进，企图一举围歼李光弼所部。李光弼临危不惧，面对史思明的攻势，他尽显大将风采，先后使出疑兵计、火攻计、游击战术，奇招迭出，成功击溃史思明的进攻，创造了以少胜多的一次经典战例。

　　河阳之战进行期间，杜甫恰好途径战区附近石壕村，亲眼目睹了李光弼部下士兵在民间强行抓捕民夫的经过，并由此写出了千古名作《石壕吏》。杜甫在诗中详实记载了事情经过，“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

　　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向他们哭诉，三个有两个已经在邺城之战中为国捐躯，但凶暴的唐军士兵却不由分说，把老太太也抓走充当民夫，“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末句点题，证实了抓捕民夫的正是河阳李光弼的部队。李光弼驭下不严、纵兵扰民的恶劣行径，也随之大白于天下，李光弼的名将光环也黯然失色。

　　杜甫犀利的笔杆子让唐朝三大名将灰头土脸，但客观而言，正是这三大名将本身都存在或多或少的过错，才被敏感而于观察的诗人注意到，假若他们果洁身自好无懈可击，杜甫的笔杆子再厉害也奈何他们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