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车曾显赫一时，为什么后来不被作为作战武器了？

　　战车的故事大家的了解吗?今天为什么小编给你们带来全新的解读~

　　古时候人使用的交通工具一般就是马和马车，但是在战场上从一般的马车进化出了战车，起作用有时候就是为了冲散地方阵型，或者攻城的时候使用。不过战车也需要穿戴厚重的盔甲，那战车的实用性到底怎么样呢?实际上我们看影视剧里战车出现的次数也并不是很多，可能大家还是骑马较谱，而且好控制。战车在之后的正中也消失了，估计是发现了实战中存在的问题吧。

　　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

　　旌蔽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

　　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

　　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兮击鸣鼓。

　　天时坠兮威灵怒，严尽兮弃原野。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

　　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屈原《九歌·国殇》

　　与诗篇的浪漫情怀不同，《九歌·国殇》描写了一场当时激烈战斗的场面。当敌人来势汹汹欲长驱直入时，楚军将士个个奋勇争先。但见战阵中有一辆主战车冲出，这辆原有四匹马拉的大车，虽左外侧的骖马已中箭倒毙，右外侧的骖马也被砍伤，但他的主人，楚军帅仍毫无惧色，他将战车的两个轮子埋进土里，笼住马缰，反而举槌擂响了进军的战鼓。一时战气萧，引得苍天也跟着威怒起来。

　　这是先秦时期典型的一幕战斗场景。当时的华夏诸国基本以战车(又称兵车、甲车)作为进行战争的主要武器，马拉战车驰骋在先秦时代的战场上长达千余年之久，车战也一度成为中原战争的主要形式。

　　贵族的战斗

　　殷商以降，战车成为中原战场的主战兵器。西周和春秋时期的战争，对阵双方一般把军队分成左、中、右三队，每队都把战车列成整齐的阵形，每部战车后面跟着徒兵，配合作战。车上的武士，一人驾车，一人用，一人用长兵器，都和更早的商朝情形相同，只是长兵器有了变化，出现了戟。春秋时的戟，是矛和戈的结合。矛是直刺的器械，戈是钩的器械，合成一样兵器，可刺可钩，使用起来，单纯的矛或戈方便得多。

　　河南安阳，殷墟遗址车马坑，到了殷商时期，可以确认战车已经登上中国的战争舞台，在商代后期的殷墟里，仅车马坑一项，就已发掘出了30座以上，出土的殷代车辆，已多达数十辆

　　早在周武王伐纣时，太公望(姜子牙)指挥的周军主力就是“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而诸反商诸侯兵会于牧野者，更有战车四千乘之多。在毕其功于一役的牧野之战中，周军大破商军17万(一说70万)，战车显示出了巨大的威力，这可以从《诗经·大雅·大明》对战车的颂美之辞中得到证明：“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涼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至于《诗经》中一些描绘西周时代战争的诗篇，说的也几乎都是车战。从这些诗篇中可以看出，当时车战的规模小者数百乘，大者上千乘。最大的一次是周宣王南征，曾出动战车三千乘。这在当时世界上也是罕见的。此前使用战车最多的是赫梯人，据说他们在公元前1372年与埃及的战争中曾动用战车0辆，以此观之，中国在西周时代对战车的使用规模已超过世界国家。

　　到了春秋时代，《左传》隐公元年说：郑庄公“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这是春秋时期见于记载的第一次车战。从此，五霸迭兴，战祸不已，车战的规模愈演愈烈，公元前666年，楚伐郑，出动战车共计600乘。在公元前634年的城濮之战中，晋、楚两个春秋时期的超级大国为争夺霸权正面对决。晋文公一次投入兵车700乘，就以压倒优势的车阵击败了楚军。就连中小诸侯国的军事行动也不例外，前607年，郑、宋间的大棘之战中，郑国一次就俘虏了宋国的战车“四百六十乘”。到了春秋晚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郑国以700乘兵车伐陈，已与晋城濮之战时的兵车数量相当。而卫国在春秋末期，与齐伐晋时，也曾派出兵车500乘。

　　山东临淄后李车马坑1990年被发现，1号坑内共有10辆车，32匹马，出土时车的铜饰和马具都未取下，由于这座车马坑保持了最完整的原始状态，对研究春秋时代车的驾挽方法有重要参考价值，图为山东临淄后李1 号车马坑殉车综合复原图

　　毋庸置疑，战车上的甲士，是战车的战斗力所在。战车上的三名甲士，按左、中、右排列。左方甲士持弓，主射，是一车之首，称“车左”，又称“甲首”;右方甲士执戈(或矛)，主击刺，并有为战车排除障碍之责，称“车右”，又称“参乘”，这是因为古人也与今天的人一样，大多习惯右手用力。因此，车左射箭较方便，左手持弓，右手引弦搭箭;而车右执戈、矛、戟等长兵器击刺、勾，用力也很顺。“车左”和“车右”各司其职，使用不同的武器，效能大为提高。至于居中驾驭战车的则是御者，只随身佩带卫体兵器短剑，专门负责作战车的行动。

　　当战斗开始以后，双方的战车一进入彼此的射程，两名甲首就开始对射，目标自然首指战马，次及御手和战士，因为战车是军队战斗冲锋的核心，战马又是战车的动力来源，因此削弱敌方战斗力的有效方法就是打击战马。对射如不能阻止对方的前进，车右就要在两车交叉驶过的短时间内(双方战车相向冲锋，不能面对面地撞上，那样就会人仰马翻，所以是从右边错毂交错而过)，同时挥戟奋击，与对面的敌手进行交锋，这时的战车车舆设计就是针对这种交锋情况，战斗的车辆没有车篷，车舆较低矮，适合甲士挥舞戈、戟，有的车舆上还设有金属护板，保护车内甲士的下半身。挥舞的长柄戈、戟，不仅可以触及车右或主帅，还可以触及中间的驭手。这时两位车右除攻击对方，首要的任务是保护驭手，因为驭手没有兵器，且不能分散注意力进行自卫。如果一次交锋未决胜负，双方即回车重新开始，事实上在大规模车战的混战中，能冲过一辆又一辆敌车而不被击毁，有能力回车再战的，无疑是这场战争的胜利一方。

　　可想而知，无论是负责交战的车左、车右还是驾驶战车的驭手，都必须经过长期的、协同的严格训练。这也就使得战车甲士成为贵族(王、公、卿、大夫和士)们的专利，《诗·周南》中就称这些“赳赳武夫”为“公侯干城”“公侯腹心”。实际上，当时每个贵族男性成员，都要受孔子所说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训练。其中的射(射箭)和御(驾车技术)就是车战甲士必具的技能，甚至乐中的“武舞”，也是练一整套方阵队列的军事训练。在六艺之中，射箭技术是古时候“士”最重要的练习项目。据《左传·昭公元年》记载，郑国大夫徐吾犯的妹妹是个，引起了贵族子晳和子南的同时追求。两人同意公平竞争，让女孩子自己挑。子晳打扮得漂漂亮亮，温文尔雅;而子南则“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结果当然是爱英雄，女孩子最后嫁给了子南。

　　战车时代的消逝

　　就在春秋后期战车达到了它的极盛时期后不久，形势急转直下，自战国以降，车兵就不再是战场的主角，战车也不再起到战争的核心作用了。

　　这是因为战场地理环境发生了变化。相对于步兵，战车虽然在冲击力和速度上都显示出很大的优越性，但是它对地形的适应性很差。毕竟战车无论驾四匹或两匹马，都是一个庞然大物。虽然车体不算太笨重，但由于占地面积大(9平方米)，所以只可在开阔地上纵横驰骋;水网、丘陵、林莽、沙漠地带均不利于车战。所以《六韬》就说，“车，贵知地形”，书里更总结了车战的十种“死地”，诸如地形险阻、道路崩塌、侧邻河川、地面卑湿，地有积水，坡度太大、土质黏滞、野丛生等等，皆不宜展开车战。丘陵山林或水乡泽国，更是战车之绝地。甚至连种植庄稼的田陇走向对战车行进都有影响。如公元前589年齐晋鞍之战，齐败求和，晋国提出“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就是要求齐国将境内所有田地道路改为东西走向，以方便晋国战车从河北东向进攻。

　　然而，随着中华文明疆域的不断扩展，战争突破了中原地区的狭小范围，从丰长林的塞北、到江河纵横的江南，山川险隘无不成为两军厮的战场。在战争越来越多地发生在这些不利地形中时，战车昔机动迅猛的优越性丧失殆尽，它的作用不但越来越微弱，有时甚至会阻碍战斗的进程。

　　因此，公元前541年，晋将魏舒的战车部队与狄人的步兵在山西山区作战时，为了克服地形障碍就不得不“毁车以为行”，放弃车战，改行步战了。而地处江南的吴国晚至前584年晋国巫臣出使吴国，才算学会射法、御法和车战阵法。饶是如此，后的吴、越争霸，仍旧是以步兵为主，并不倚赖战车。吴王阖闾伐楚之所以长驱直入，五战入郢，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拥有一支轻甲利兵的先锋队，它由500名大力士和3000名奔走的能士组成，长途奔袭，将楚军追赶得没有喘息的空隙。越国步兵的战斗力同样很强，在笠泽之役中，越军与吴军夹河对峙，越军以两翼步兵佯攻，掩护越王率主力偷渡，一举大败吴军。这次战斗中越王的中军就是6000“私卒”组成的步兵。

　　到了战国时期之后，诸侯兼并战争规模进一步扩大，必须征召大量人员补充军队。各队数量以十倍十几倍地增长，“战国七雄”各自的军队动辄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如苏秦对魏国兵力的估计就是“武力二十余万，苍头二十万，奋击二十万，斯徒十万”。这些战士都来自农民，平时没有经过车战必需的长期系训练，各国也根本没有能力将如此庞大的军队训练装备成战车甲士，因此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必然是步兵。此外，随着城邑战略地位的提高，攻城灭国成为大国兼并的直接目标，敌对双方对要塞的争夺益频繁，这就更加需要大量轻装捷足的步兵而非对攻坚战几乎毫无用处的笨重战车了。

　　殷商以降，战车已经成为中原战场的主战兵器。战车上的武士，一人驾车，一人用，一人用长兵器，都和更早的商朝情形相同，只是长兵器有了变化，出现了可刺可钩的戟，使用起来，单纯的矛或戈方便得多

　　与此同时，骑兵的出现，更打破了战车在野战中的垄断优势地位。古时候中原战场无骑兵大抵有3个原因：乘骑之马不如驾车之马较容易;马具简陋,尚无鞍、镫，难以驾驭马匹;华夏民族上衣下裳不便骑马。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大胆改革，“胡服骑射”，使中原历史上有了第一支大规模的骑兵部队。战国中期，赵国几乎称霸北方，这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胡服骑射”的结果。赵国骑兵部队的建设和运用，则是当时骑兵发展的一个缩影。战国早期的《孙膑兵法》就对刚刚出现的骑兵优越性亟口称赞：“夫骑者，能离能合，能散能集。百里为期，千里而赴，出入无间。”骑兵不但兼有战车疾、猛的战术特点，而且还具备恰是战车之短的长处：其轻便灵活，较少受地形;其个体较小，减少了中矢的目标，其装备简单，一马便可以武装一名骑兵，而战车四马一车才能武装三名车兵。骑兵耗费少而战斗力强，又能适合多种战术需要，使得古老的战车相形见绌。

　　正是骑兵在汉武帝时期最后将战车赶出了中国的战争舞台。武帝发动的几场对匈奴的战争，俱是以骑兵取胜。其中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的一次战争，汉军出动十万骑兵，“私负从马”14万匹。在中原军事史上，一次出动这么多骑兵还是亘古未有的。以此为标志，战争的历史不再是甲士们的丰碑，而成为新兴的步兵、骑兵的伟业了。显赫一时的战车不再成为作战武器，而降为运输工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