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期，理学为什么被钦定为封建正思想和官方哲学？

　　南宋奠定了理学在封建正思想中的主导地位。南宋时期，理学被钦定为封建正思想和官方哲学，影响了元、明、清三代的思想和学术领域。下面为什么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大约在南宋开禧年间前后，也就是在金国迁都汴京前后，理学著作陆续传入北方，像尹焞《论语解》、胡安国《春秋传》、张九成《论语解》、林之奇《尚书全解》、夏僎《柯山书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张栻《癸巳论语解》、吕祖谦《左氏博议》、刘子翚《圣传论》、叶适《水心别集》等一大批南宋理学名著，都传至北国，引起赵秉文、麻九畴、杨云翼、李纯甫、王若虚等北方一流文人的广泛关注，产生了很大影响。赵秉文、麻九畴甚至“自称为道学门”。

　　南宋理学著作直接促进了北方理学的兴起和发展。一方面，北方文人编纂、翻刻南宋理学家著作，如有位叫傅起的文人将张九成《论语解》《孟子传》《中庸说》《大学说》等书经删节后汇集成《道学发源》一书，以广流传，赵秉文、王若虚分别为之作《道学发源引》《道学发源后序》，予以宣传。赵秉文自己还亲自动手，着有删集《论语》《孟子》解各十卷。

　　另一方面，一些北方学者开始撰写理学类著作，表现出自己的思考。像麻九畴隐居遂平西山，潜心研究《易》学和《春秋》，享誉一时，赵秉文撰有《易丛说》《中庸说》《扬子发微》《太玄笺赞》等多种著述，阐发他对道的理解，可惜这些著作都已失传。南宋理学之所以能在北方盛行一时，是因为它适应了金源治的需要。南宋理学家有关《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的阐释，现实性相对较弱，与金源治者尊崇、提倡儒家经典的思想基本一致，如金世宗令人翻译五经，要让女人“知仁义道德所在”，金熙宗本人“颇读《论语》《孟子》《尚书》《春秋左氏传》”。在这种背景下，南宋理学自然能畅通无阻。

　　值得注意的是，北方学者不是简单地追随或者附和、发挥南宋理学家的言论，更多的是展开对南宋理学家的思考。在南宋，批评理学家的仅有郑厚等个人，其《艺圃折衷》排斥孟子，离经叛道，被朱熹等人斥为“邪说”(《朱子语类》卷一二三)。在北方，李纯甫推扬郑厚之论，以郑厚的传人自居，自称“自庄周后，惟王绩、元结、郑厚与吾”。

　　他信奉，为了批判理学，特意针对南宋人的《诸儒鸣道集》撰写《鸣道集说》一书，“就伊川、横渠、晦翁诸人所得者而商略之，毫发不相贷，且恨不同时与相诘难也”(《中州集》卷四)，因而常有一些偏激之论。

　　理学开启了忠君的高潮，从此封建王朝没有再从内部瓦解过，权力之争从外戚、权臣那里转化为对外族侵略的矛盾。很好的维护了内部的一，相对稳定，有效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文人士大夫的地位提高，发展了中华文化，创造了很多灿烂的文明。

　　同时文人开始变得迂腐，重视繁文缛节，拖慢行政速度。开启了重文轻武的风气，导致国家国防力量羸弱，面对外来侵略不堪一击。儒家孔子所倡导的“权”的思想变得僵化，行政机关解决问题的能力下降。对妇女进行了多方面的禁锢，强化了贞洁等等葬送女人一生幸福的各种观念，让中国妇女从此陷入被压迫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