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差的面目是怎样的？他放过勾践有什么客观原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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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494年，吴越在夫椒爆发一场争霸战，史称“夫椒之战”，吴军大胜越军大败，勾践率领仅剩的5000越军，退守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南)，越国面临之祸。

　　伍子胥认为“今不灭(越国)，后必悔之”，建议乘胜追击，痛打落水狗。但在另一面，勾践在范蠡等建议下，采取、重金贿赂吴国太宰伯嚭，相传后来还送出了西施，最终夫差听从太宰伯嚭(pǐ)的答应越国求和的建议，于是越国向吴国投降。

　　如果事情至此，也没什么可说的，毕竟虽然春秋无义战，诸侯灭国无数，但毕竟很多争霸战最终是为了征而服之，并不谋求领土和灭国，吴国放过越国符合时代规则。然而问题在于，勾践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二十年后灭了吴国夫差自刎，于是夫差放过越国与勾践灭掉吴国就形成了强烈的对，夫差成了历史上缺乏远见、好大喜功、盲目武断、亲小人远贤臣的君主，在史书上留下了耻辱的一页。

　　二千多年之后，随着地下文物的不断挺身而出，尤其是清华简中的《越公其事》，揭开了夫差面目，也让吴越争霸中这一战的相慢慢浮出水面，原来夫差放过勾践另有客观原因。

　　01

　　吴越两国相邻，地处江浙一带，是数百年来的死敌，不死不休的那种。

　　到了晋楚争霸晚期，吴越之战又夹杂了一丝人战争的味道。晋国结盟吴国，提升吴国战斗力，战略目的是“疲楚”，而为了对抗晋国战略，楚国拉拢越国对抗吴国，范蠡、文种都是楚国人，很可能是楚国在人才上支持越国。勾践灭吴之后为何要楚人范蠡、文种?细细品味一下，勾践再怎么心胸开阔，也不会让接下来的敌国之人(吴亡之后，越楚必战)位居本国高位吧。

　　夫椒之战前两年，吴王阖闾伐越，与勾践战于欈李(今浙江嘉兴西南)，但勾践骨骼清奇思路奇葩，派敢死队向吴军挑战，排成三行，走到吴军阵前，齐声呐喊着自刎身亡，这一幕让吴军目瞪口呆，越军趁机发动偷袭，吴军大败阖闾伤重不治，死前嘱子夫差勿忘父之仇。

　　夫差继位之后，励精图治，厉兵秣马，吴国国力大增，准备一雪其耻。于是，勾践决定先发制人，夫差仓促应战，结果在夫椒之战中吴军大胜。

　　夫椒之战五年后7年，夫差由江淮北上争霸，当时中原主要有晋国与齐国两大强国，夫差两次征伐齐国，甚至在艾陵之战中全歼10万齐军，在于晋国会盟争夺盟主之位时，晋国大夫赵鞅发怒，要攻吴王，这才让晋定公当了盟主。

　　公元前482，夫差再次率军北上，与诸侯会盟于黄池，由于吴国国内空虚，勾践趁机偷袭，俘获吴国太子友。吴人连忙向夫差汇报，由于夫差害怕勾践偷袭的消息被诸侯获悉，于是一连了7个报信者。会盟之后，夫差派使者带上厚礼与越国媾和，勾践同意议和。

　　接下来几年，越国屡攻吴国，最终在公元前473年灭吴。史载，越王勾践想把夫差流放甬东，给他百户人家，让他住在那里，夫差说：“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

　　纵观夫差一生，尽管最终是一悲剧，但总体而言不能说夫差昏聩，应该是一位有为之君，接任国君之位才两年，就大败死敌，之后又能北上争霸，还歼灭了10万齐军。更为重要的是，夫差与勾践之间，不仅累积了持续数百年的仇恨，而且还存在两年前的父之仇，在可以轻松灭掉越国的情况下却放之一马，怎么看都不太符合逻辑。

　　02

　　2008年，清华校友从境外拍卖行，拍到了2388枚战国竹简，随即捐赠给了清华大学，后来将之命名为“清华简”。夏商周断代工程组长的李学勤评价，“(清华简)这将极大地改变中国古史研究的面貌，价值难以估计”。

　　2017年，清华简团队发布了一部分整理报告，其中最为重磅的是《越公其事》，全篇共75支竹简，共三千余字，堪称目前最完整的勾践灭吴故事的出土文献，详细叙述越王勾践兵败后经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最后重新崛起、灭掉吴国的经历，对研究春秋吴越历史，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令人震撼的是，《越公其事》中的不少记载颠覆了历史，其中夫椒之战后的一段记载，展现出了另一个谦卑恭谨、谨小慎微的吴王夫差形象。

　　传《史记》等史载，夫椒之战后吴军包围会稽山，勾践采纳大夫范蠡文种建议，派文种以、财宝贿赂吴太宰伯嚭，希望伯嚭劝说夫差答应越国“臣事吴、男女服”的臣服。伍子胥极力反对，但夫差一意孤行，只愿意听从伯嚭建议。《越公其事》却彻底颠覆了这一段历史。

　　《越公其事》记载，夫差答应勾践求和，是因为有着不得已的苦衷，是基于现实情况的理性考虑，根本就与、重金等无关。

　　《越公其事》：吴王闻越使之柔以刚也，思道路之修险，乃懼(惧).......吴王曰：“今我道路修险，天命反侧，岂用可知?自得吾始践越地，以至于今，凡吴之士将中半死矣。今彼新去其邦而笃，毋乃豕斗，吾于胡取八千人以会彼死?”申胥(伍子胥)乃惧，许诺。

　　首先，夫差考虑到越使文种说话柔中带刚，判断越国并未人心涣散，加之“思道路之修险”，于是有些担忧。其次，战争打到这一步，吴国战之士伤亡过半，别说战斗力大幅度下降，甚至可能将士人心都不稳了。第三，越国不是剩下5000兵，而是还有8000兵，实力还很强大。第四，伍子胥听到夫差分析之后，“乃惧，许诺”，君臣之间没有爆发激烈冲突，反而是伍子胥觉得夫差言之有理。总之，夫差分析发现没有必胜把握，于是才答应求和，算是见好就收。

　　夫差答应求和之后，与越使文种交谈时，更是显示出了夫差修养，颠覆了传形象。

　　吴王乃出，亲见使者，曰：“......孤所得罪，无良边人，称尤怨恶，交构吴越.....孤用愿见越公，余弃恶周好，以徼求上下吉祥......孤用命竦震，蒙冒兵刃，匍匐就君.....孤敢不许诺恣志于越公?”使者返命越王，乃盟，男女服，师乃还。

　　夫差言辞极为谦卑，毫无嚣张跋扈，甚至更像是失败者的求和，看似不可思议，实则符合时代特征。春秋时期，战胜者往往都是这种态度，这就是当时的战争礼仪和君王基本修养。

　　与此同时，上书文字还显示，越国只是“乃盟，男女服”，并未出现勾践携妻侍奉吴王的故事。

　　03

　　这里出现了两个问题：《越公其事》可不可信?如果《越公其事》才是相，那么为何包括《史记》在内的诸多史书，却会描绘出一个昏聩、盲目的夫差形象?

　　《越公其事》，顾名思义主要讲述的是越公勾践往事，前一部分着意突出夫椒之战兵败之后，勾践不卑不亢的气节，表露出勾践求和时的示好和决绝之意。勾践为了求和，只是派出一个嫡女为夫差打扫宫殿，一个嫡男作为侍卫之类，并没有勾践携妻入吴侍奉夫差等。吴越盟约之后，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详细描述了勾践实干兴邦。勾践灭吴之后，并未对夫差赶尽绝，而是表现出仁慈之心，让夫差颐养天年。

　　乃使人告于吴王曰：“天以吴土赐越，句践不敢弗受。殹民生不仍，王其毋死。民生地上，寓也，其与几何?不榖其将王于甬句东，夫妇三百，唯王所安，以屈尽王年。”

　　显然，《越公其事》颠覆了传记忆，那么与传世文献相，两者谁更为可信呢?

　　传世文献中，勾践有三个特征：一是强调勾践辱负重，二是于阴谋，三是背信弃义。尤其是勾践携妻入吴侍奉夫差，灭吴之后迫不及待要夫差(吴越春秋记载)等，塑造了一个于隐、阴险辣、穷凶极恶、背信弃义的小人形象。但作为一个大国之君，之后还曾北上争霸的勾践，勾践的所作所为只能让人不可思议。

　　可见，不能说《越公其事》一定就是相，但至少包括《史记》在内的传世文献更符合时代逻辑。因此，《越公其事》上描述的夫差事迹，应该也是更让人相信。

　　至于传世文献为何将夫差、勾践形象扭曲，原因很简单，就是文人为了警醒君王，不能学夫差的昏聩与放松警惕，因为敌人都是穷凶极恶阴险辣，一旦放松就会，一旦就会被。因此，古史中的夫差与勾践争斗，就犹如一部精彩的小说，阴谋诡计层出不穷，情节跌宕起伏。

　　司马迁著史时，还能尽量客观，所以《史记》还不算夸张，但如《国语》之《吴语》和《越语》、《吴越春秋》等记载，简直就是一部历史同人改编小说。其实，诸子百家兴起之后，文人篡改经典以实现抱负的现象层出不穷，如传世《道德经》中的“法古”，考古发现原版是《法今》，篡改一个字，意思大不同，法今是法家基础，法古是儒家基础。

　　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古人著史并非没有私心，正恪守客观态度、摈弃主观立场的史家极为稀缺，即便司马迁，也曾在《史记》中贬低卫青霍去病而过度褒扬李广，因此想要认识历史人物，就必须综合多家史料典籍研究，否则就容易偏听偏信、以偏概全。

　　综合《越公其事》可见，夫差固然是之君，但至少在与勾践的这一次交锋之中，夫差并未做错什么，也不能说他错失天赐良机，时势使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