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榷易院?宋朝的经济贸易为什么如何发达?

  宋朝的经济贸易为何如何发达?这是很多读者都较关心的问题,接下来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给大家一个参考。

  太平兴国元年,赵匡胤设立名为“榷易院”的机构,规定所有舶来品都由专营。宋·高承《事物纪原·东西列班·香药》中有说:“太平兴国中……始议於京师置香药榷易院,增香药之直,听商人市之,命张逊为香药库使以主之。此盖置官之初也。”《事物纪原·榷易》中也有:“大中祥符二年二月,拨并榷易院入榷货务,而使名不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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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时,一切来自国外的产品,都是由官方渠道贩售到广州、交趾、泉州、两浙,禁止私人经营。根据《宋会要辑稿》的记载,在当时但凡价值超过一百文的海外贸易品,就要按律惩处,达到一定数额还会被判处流放。这样一来,虽说朝廷将对外贸易权攥在手里,却构造了高成本低收入的外贸体系。但这种外贸体系,朝廷是很难维持下去的。

  介于这种情况,赵匡胤不得不进行改革,推行“有限禁榷制”,将所有舶来品分成两个部分:

  一部分仍维持着专营;

  另一部分则作为通行品,允许私人销售。

  不过,即便是通行品,也必须要在朝廷开设的“官市”中销售,由进行监管。到了淳化二年,朝廷逐步放宽了限度,允许一部分通行品在市场进行交易。仁宗上台后,进一步放宽了政策。不过,宋仁宗时期的宽松政策仅限于进口商品,对国内商人出海贸易的依然非常严格,而且,这种政策随着时代发展大有与剧严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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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宋王朝的外贸控制,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

  市舶司所在地的经营规模虽然越来越大,但是效益却始终差强人意。那些距离市舶司较远的地区,民间的现象相当频繁。宋神宗时期,曾于广州担任了六年知州的程师孟启奏朝廷,请求废黜明州、杭州两地的市舶司,整合为广州市舶司。不过,这一请求没有得到宋神宗的许可。

  后来,朝廷推行了《元丰市舶条》,规定杭州、明州两地区的杭州、明州两地的市舶司专门负责与国、本国之间的贸易,而广州市舶司则负责十余个亚洲国家的贸易。显然,宋神宗想要将广州打造成大宋对外贸易的重点城市。不过,这项政策推行之后收效不好,所以该条例在施行一年后便名存实亡了。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完全是因为该条例中存在的弊端较多。例如:泉州这样的城市,本可利用季风在春夏两季内进行远洋,但按照这项规章泉州的商人必须实现前往广州领取公文,在返航之后还需绕道去广州交税,以至于,每一次出海都得在国外漂泊两年,使贸易周期延长到三年。泉州的商人,只能搞些违法经营才能回本,去往南国的商船越来越少,上缴到广州的商贸税自然逐年下降。

  当时,有不少泉州的官员请奏朝廷在泉州开设市舶司,而广州的官员则请求宋神宗放宽制度,遗憾的是这些请求均未得到批准。直到宋哲宗上台后,泉州市舶司才被设立。不过,虽然市舶司于泉州设立,却并未改实际问题,朝廷规定市舶司的主管官员需由各路转运使担任,这也使中央对商贸的控制权越抓越严。到了宋徽宗时期,各地市舶司已经变成由朝廷派遣专职官员的直属机构。

  从宋代的对外贸易中,我们能够看出古时候封建王朝对外贸易的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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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乃至明清时期的中国已经拥有领先世界的技术实力,但这些技术却没能形成产业。其根本原因就是商贸与农业、手工业不同,无法在集中控制下迅速增长。贸易,是一种与自由息息相关的产业。早在两周时期,齐国就已经开始渔盐,而西汉时期王朝又开始了盐铁。唐朝设立了市舶司制度,宋朝则使这种本该开放的制度变得闭塞。

  到了明朝中叶,西欧国家大力支持本国的商队进行自由贸易,外国人的船队可以不受地往来于中国,而中国商人则碍于官方的无法与之进行竞争。这也就是为什么明朝拥有领先世界的郑和船队,却没有在远洋贸易方面有所建树的根本原因。到了清朝,虽然当时已经出现了外贸的概念,但当时的外贸仅局限于洋人进口,却没有中国人进行出口。

  清朝时期的外贸,似乎又回到了宋代推行《元丰市舶条》的怪圈。朝廷对外贸的垄断,直接造就了大量从中渔利的污吏,也让整个国家的经济陷入窘境。当外国人严重地威胁到中国的经济时,封建治者只能进行进口。西方国家无法从闭锁的中国获取利润,所以,他们便只能凭借船坚炮利敲开东方古国的大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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