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尊儒术，二者之间有何区别？

　　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尊儒术，后世对二人的评价为啥相差巨大?这是很多读者都较关心的问题，接下来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给大家一个参考。

　　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尊儒术，在本质都是一样的，即：一思想、加强封建王朝中央集权的措施。我们先看看这两个概念的大致情况。

　　焚书坑儒VS罢黜百家，为了加强管理，秦汉两朝各自采取的思想控制举措

　　公元前213年，丞相李斯上书认为，鉴于“天下已定，法令出一”，普通老百姓就该乖乖的种田或从事手工业(“力农工”)，文人就该学习法令，的思想流派则是搅乱稳定的不安因素。秦始皇接受了这一建议，下令：凡是非秦国记录的史书一律烧之;除了博士官之外，人收的诗、书、百家著作，一律上交官府烧掉;敢在任何场合讨论诗书内容的一律当街斩首，这就是所谓的焚书令。

　　在第二年，原本为秦始皇求取长生之术的侯生、卢生，却在背地里嘲笑秦始皇并且卷款潜逃，这无异是一种极大的羞辱，寻常人尚且不能，况且对象是九五之尊?秦始皇命令把平里与这俩人有关的儒生、方士都抓起来审问;而这些文人互相牵连，最终一共涉案460多人，被全部在咸阳，以儆猴。因此，“坑儒”其实源于欺诈、人身攻击，更像是个人恩怨事件。

　　“罢黜百家、尊儒术”则显得温和很多。公元前135年，在尊崇道家学术、打压儒家思想的窦太后去世后，汉武帝刘彻听取董仲舒的建议，把那些不修儒家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越级提拔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孙弘做丞相;的儒生，要么在朝廷里教书育人，要么根据才能高下进入政坛，担任相应的职务。儒家从这时开始，成为其后二千年中国封建王朝的官方流派。

　　可见，焚书、罢黜百家，虽然执行方式不同，但本质上都是治者意志的体现：要维持秩序，首先要一思想。秦始皇选择了当初让秦国强大的法家思想，而汉武帝则选择了温和的儒家学术来作为自己的包装。

　　至于两者在后世遭受的评价两极化，大概有以下两个原因：

　　“成王败寇”传思维影响

　　在咱们的传观念里，一直习惯于“以结果论英雄”：一件事物、观念，若被历史证明成功了，那就是好的;反之，则一定是罪大恶极的。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下达了焚书令，然而仅仅过了七年后，即公元前206年，刘邦进入咸阳，秦王子婴投降。因此，在一些朋友的观念里，秦朝灭亡的如此迅速，正是由于诸多类似于“焚书坑儒”这样的暴行引起的。

　　而“罢黜百家、尊儒术”施行后，汉武帝不仅如愿强化了治，并且四面出击，北伐匈奴、东平、南平闽越，中国封建王朝达到了首个历史高峰期。此外，两汉前后共持续了近400年，这也是封建时代持续时间最长的王朝。而罢黜百家、尊儒术在其中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一措施不仅将士大夫阶层吸收进国家计阶层，而且用儒家的仁义、三纲五常等理论包装，有效加强了制度，在思想和组织上夯实了大一王朝的基础。

　　但是，在战国时期，秦国也是完全采取了法家思想、摒弃流派，为何却由此使秦国逐渐强大、并最终一中国呢?“焚书坑儒”之所以被后世诟病，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话语权在谁手上。

　　自“罢黜百家、尊儒术”后，儒生掌握了封建时代的话语权

　　在上一段提到过，自从儒家被确立为正思想后，封建王朝的官员绝大部分都来自这一流派，这就意味着，各时期的价值观，都是由这一群体引导;史书的编纂，当然也由他们掌握。而流派、价值观的对立，往往利益的争夺更为残酷;无论是为了报复当初李斯打压儒家也好、证明自家理论更优越也罢，自那时开始，法家思想就成了残酷无情、毫无人性的代名词;而第一次把法家提升为国家指导思想的秦始皇，则很不幸的成了暴君的典型。

　　但实际上，儒家对于汉朝的作用，更像是一种柔和的包装。汉随秦制，汉代的一切法律制度，基本上都沿用了秦始皇时期打造起来的体系，这是被所有官方史录在案的史事;“外儒内法”，才是汉代以及其后封建王朝的正执政思想。

　　最能证明这一情况的，是带领西汉走上巅峰的汉宣帝。他的太子刘奭(即后来的汉元帝)是一位儒家思想的忠实推崇者，甚至对于父亲任用精通律法的官吏、以刑法控制大臣们的做法很有想法。又有一次，估计是趁着父亲心情不错，他竟然直奔主题的提起了意见：“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结果汉宣帝马上翻脸，把一顿好骂：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柰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过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任!

　　就是说，汉王朝从来都是重用王霸之道，即强化集权、以刑驭下，怎么能单纯任用儒家的主张?况且儒生们的思想很不合时宜、重形式大于实际，而且喜欢侃侃而谈、崇尚古时候、非议当下，根本不堪大用。

　　最后，他还这样叹息：“乱我家者，太子也!”事实上，汉元帝即位后，西汉王朝确实走上了下坡路，汉宣帝时期清明的风气不复存在，土地兼并情况益恶化，同时还出现了外戚专权的现象，西汉王朝最终走向了末路。

　　因此，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尊儒术”，其实可以理解为对臣子们的要求;而封建帝王对于官员以及百姓，则是沿用了秦始皇时期的严刑峻法。这一“套路”的形成，其实要归功于汉文帝时期的才子贾谊，他在《过秦论》中总结秦朝灭亡的原因时这样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大一王朝建立后，单纯的严刑峻法已经不合适了，必须辅以儒家的仁政思想。从这一层面来说，贾谊才是促成大一主流思想形成的正智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