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唐朝之后,各朝代都不用长安做首都了呢?

  长安是西安的古称,是历史上第一座被称为“京”的都城。长安是十三朝古都,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建都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都城,居中国四大古都之首。为什么唐朝之后,长安再未做帝都了呢?

  首都,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坐落着中央和职能机构,承担着控制国家运行的职能。在众多古都中,长安和洛阳在经济、地形、建都史上有很多相似之处。那么,两地哪个更适合建都,小伙伴们对此争论不休。汉唐时期,长安和洛阳都曾以国都或陪都的形式,出现在历史上,很多也围绕着两者展开,可以说两座城市经历了封建的黄金时期。经历辉煌之后,受外部环境影响,两地在定都竞争中,双双落选,其中的缘由,值得探究。

  首先,梳理一下长安和洛阳的交集。

  长安,是陕西西安的古称,先后有21个大小政权,具有近1300多年的建都史。在西周时,长安称为“沣镐”。秦时改名“内史”。刘邦斩蛇建汉,定都关中,置县筑城,取“长治久安”之意,长安由此得名。长安地处关中平原,东起黄河潼关,西抵六盘山,南依秦岭,北山,地势平坦,西狭东阔,东西长约500余公里,面积约4.7万平方公里。平原在渭河以及支流泾河、伊洛河等河流的灌溉之下,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有“八百里秦川”之称。

  交通便利,也是长安的区位优势之一。张骞凿空西域之后,丝绸之路以长安为起点,向西延伸,经河西,过西域,中亚、东欧、印度等地区和国家均在丝绸之路的辐射范围之内。从长安东出潼关,就有掌控中原的战略主动权。长安还与巴蜀有着交通联系,自褒斜道、子午道、故道和傥骆道等抵达汉中,再由金牛道、米仓道,翻越秦岭和大巴山,沟通蜀地。

  除此以外,长安还具有防守优势。由于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东据崤函,南守武关、西拥散关、北有萧关,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有了这一优势,进可攻,退可守,外加关内肥沃的良田,正是有了这些优势,长安一直以来是首都的备选项。

  与长安相,洛阳也有类似的优点。

  它因地处洛河之南得名,经历了22个朝代,先后有105位帝王在此号令天下,建都最早、朝代最多、建都最长的城市,累计建都史超过1500多年,有“神都”之称。洛阳位于伊洛盆地西端,地形西高东低,总面积约1300平方公里。从地理位置上看,洛阳地处天下之中,东往吴越,南下荆襄,西抵陇蜀,北达燕赵,这在交通并不发达的古时候,具有非常现实的吸引力。正因如此,西周何尊记载了周成王修建成周的事,铭文中有“宅兹中国”四字,这是“中国”一词的最早记载。

  身处中原的洛阳,具有天然的地理优势。它境内有黄河、洛河、伊河、涧河、汝河等水系,适于农业耕作,由于地势偏高,避免了黄河的洪涝灾害。洛阳东控虎牢,西扼殽函,南据龙门,北守邙山,四周山河拱卫,形成屏障,对于进攻方来说,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另外,长安和洛阳同样特点鲜明。

  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四周有高山雄关环绕,古人评价:“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阻山带河,四塞之地”。长安俨然是一座安全的堡垒。在中原时,关中平原面积是洛阳的36.15倍,能够提供一定数量的粮食供给,维持长安的稳定。汉初,娄敬向刘邦建议:“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这番话阐述了长安的诸多优势。

  从地图上看,长安地处西北,既有利于与中亚进行商贸往来,又处于游牧民族的威胁之下。自西汉开始,通过丝绸之路,中原与西域加强了联系和影响,使其成为长安的战略纵深,在和军事上孤立匈奴等游牧民族。

  与长安相,洛阳也有突出的优点。明朝李思聪在《堪舆杂著》认为:“洛阳龙脉自中岳嵩山,过峡时而北,变作岗龙。”进一步充分说明地形的优越性。此外,洛阳还有水运优势。古时候黄河船运,受到三门峡的影响,造成粮船无法直运长安,必须经陆路绕开黄河天险,再组织船运,如此一来,增加了运输成本和时间。隋炀帝时期,在洛阳附近兴建了大量粮仓,通过运河船运,囤积了全国一半的粮食。

  自东汉始,关中人口膨胀,关中生产的粮食无法满足常需要。隋开皇十四年,关中饥荒,隋文帝逃难洛阳,成为有名的“逐食天子”。洛阳位于中原腹地,兼有水陆交通的便利。随着大运河的开通,洛阳的优势更加凸现,很多皇帝选择在此定都。长安与中亚和游牧民族联系密切,在此定都在朝代,通常具有进取型的战略眼光,如秦国、西汉、西晋和唐朝等。而洛阳深处农耕文明中心地带,没有外族入侵的顾虑,偏重于防守型的国家策略,如东周、东汉和魏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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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首都的选择,不但要看周边环境的安全系数,还要看治者的考量。

  以汉朝为例,西汉建立之初,刘邦在娄敬的建议下,选择定都长安,看中的是长安的“形胜”。西汉在此历十二帝,享国二百一十年。刘秀是南阳豪门,借助河北上谷、渔阳等的军事支持,以及与定王刘扬的联姻,光复了汉室。他曾有迁都长安的意愿,“是时山东翕然狐疑,意圣朝之西都,惧关门之反拒也。”为此,他只得向现实妥协,选择了占有“地利”优势的洛阳。

  定都城市的选择,是、、经济、地理位置和交通等综合因素均衡的结果。长安和洛阳孰优孰劣,并不是单选题,而是多选题。隋唐时期,治者选择双都制。以长安作为首都,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同时,以洛阳作为经济首都,通过水陆运输的便利,集中全国的优势资源。

  隋唐以后,由于过度开发,北方植被遭到,水土流失严重,气温下降,气压升高,降水集中,长安和洛阳不再是定都的首选城市。游牧民族的相继崛起,深处汉文化中心的洛阳,被排除出定都名单。而战争带来的毁灭和,对于两座城市来说,同样也是灾难性的。

  随着西北匈奴的没落,契丹、女、后金、蒙古等民族在东北做大做强,帝国的战略重心也发生了偏移,开封、北京、南京、杭州等地先后涌现,长安和洛阳不再成为首都,不过,两者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依旧不容忽视,具有特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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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安是国内有名的古都,想起长安,人们就会想起大唐盛世,万国来朝,好不壮观。事实上,长安在从周到唐时期,11个朝代在此建都,有着1100多年的建都史,那么为何唐代以后长安便再未做帝都了呢?

  中心东移,北部边境威胁集中在东北方向

  汉唐之时,国家的边境威胁大多集中在西北方向,如匈奴、突厥,大多是西北原的游牧民族。此时建都长安,不仅能够有着优越的地形保卫国都的安全,还能够保持对西北地区的战略威慑,同时方便兵力的调集。但是五代之后,随着西北方向突厥的灭亡以及东北方向契丹的崛起,国家的防御重心已经转移到了东北方向。此时再定都长安,京师虽然有山河之险,但是在军情传递以及兵力调动方面必然处劣势,如果在中原腹地屯驻重兵,由于中原地区远离京师,很有可能会酿成新的藩镇割据。此外,唐朝灭亡后,关陇贵族集团逐渐消失在历史舞台上,而新兴的利益团体大多发轫于中原,如北宋赵匡胤的功臣集团,出于近自身利益所在地的原因,唐以后不定都长安有着更加现实的考量。

  经济重心南移,漕运愈发重要

  唐朝安史之乱时,北人南迁促进了江南的开发,南方的经济开始发展。唐朝中后期以后,国都长安对于江南地区的物资依赖更加强烈。由于关中耕地条件的恶化,京师粮食紧张,每逢大旱,连皇帝都要就食洛阳,甚至在贞元二年发生了因长安缺粮而导致禁军乱的事件。为何连京师长安都会缺粮?

  首先是漕运的变迁。随着黄河中下游生态环境的变化,黄河航运的优势不再明显,甚至连大船都难通行,运粮非常不便。其次是运粮的成本过高,从江淮地区到长安,不仅路途遥远,且险滩遍布,三门峡的砥柱更是加剧了航运的危险,《水经注》记载:自砥柱以下,五户已上,其间百二十里,河中竦石杰出,势连襄陆,盖亦禹凿以通河,疑此阏流也。其山虽辟,尚梗湍流,激石云洄,澴波怒溢,合有十九滩,水流迅急,势同三峡,破害舟船,自古所患。

  正是由于航运距离遥远再加上航运危险,漕运成本过高,加上中途耗费,以致“有用一斗钱运一斗米之言”。如中宗景龙三年,“关中饥,米斗百钱。运山东、江、淮谷输京师,牛死什。”更为重要的是,唐朝中后期,藩镇割据愈演愈烈,皇帝诏书如同儿戏,各个地方的节度使俨然成为一方诸侯,经常截流运往长安的物资,导致长安赖以依的江淮赋税重地时断时续。此后王朝定都,为了不避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情况,直接定都洛阳,开封,方便物资的转运。

  常年战乱导致长安城破败不堪,帝王之气尽失

  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关中地区在唐朝及其以前长期人口过载,引起长安及其周边关中地区森林资源过度消耗,河渠水量减少,叠加唐中期气候转冷的自然因素,致使长安及其周边地区自然灾害频发、土地承载力下降,不能够支撑数百万的人口生活。

  此外,安史之乱以及随后的五代十国混战,长安饱经战乱的摧残,致使城内“宫阙萧条,鞠为茂”,长安的荒凉可见一斑。黄巢后,朱温成为叱咤一方的军阀,逼迫唐昭宗东迁洛阳,令长安居人按籍迁居,撤屋木,自渭浮河而下,连甍号哭,月余不息。长安在经过此次摧残后,基本上成为了一片废墟。

  北宋立国之后,长安在行政上被降级,城内一片荒凉,“人游曲江少,入未央深”,直到宋神宗时期,司马光还说“关中饥馑,十室九空,流移之民,道路相望”。由此可见,无论是从城市本身还是关中的条件来看,长安在唐之后都已经失去了作为帝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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