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宦官干政最严重的是哪三个朝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
宦官是中国古时候专供皇帝及其家族役使的奴仆。而宦官如果拥有一部份君力,他们就会影响朝政从而形成宦官专权,不断掀起腥风血雨。各位一定都有所耳闻吧。
汉:外戚专权现象非常严重,皇帝为收权而重用宦官
东汉宦官专权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皇帝的普遍年幼,由于皇帝年幼无知,朝政便往往之于其幕后之首,而母后临朝又往往依赖于外戚,结果导致东汉外戚干政现象非常严重。而当皇帝逐渐长大,想要收回权力,长于深宫、势单力孤的皇帝,所能依的也仅有朝夕相处的宦官,而这便是东汉宦官专权现象极为严重的原因。
经过对东汉生卒年分可考的13位皇帝进行计(前少帝刘懿出生年份不详),东汉皇帝的平均即位年龄仅为12.3岁,除了前三位皇帝外,其余所有皇帝即位时均不超过15岁,即位年龄最大的汉桓帝即位时也不过14岁,年龄最小的汉殇帝即位时更是刚满百天。
东汉的宦官干政,实际上从第四位皇帝汉和帝刘肇便已经开始。由于刘肇即位时年仅十岁,便由其母窦太后临朝,结果便导致以窦宪为首的窦氏外戚迅速进入,迅速掌握了兵权和政权,皇帝基本被架空。随着汉和帝的长大,最终于永远四年(92年)在中常侍郑众的帮助下诛除了窦氏及其羽。凭借此功,郑众开始参与政事,结果东汉宦官干政先例自此出现,十年后郑众又被封为鄛乡侯,这又开了宦官封侯的先例。此外,汉和帝还增设中常侍为十人,小黄门为二十人,使得宦官规模进一步扩大,同时宦官还可以“兼领卿署之职”。
于是,自汉和帝以后,宦官权势开始持续扩大,他们在帮助皇帝稳固权势的同时,又借此不断扩大自己的权力。
而到了汉冲帝以后,梁氏外戚又迅速崛起,梁冀的两个妹妹先后被立为皇后,汉冲帝、汉质帝、汉桓帝也皆由梁冀拥立即位,结果便是梁冀长期把控朝政,皇帝反而成为了无权的傀儡。汉桓帝即位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汉桓帝为了收回权力甚至不惜与唐衡、单超、徐璜等五个宦官歃血为盟。
最后,唐衡、单超、徐璜等人在皇帝的支持下,调动羽林军千余人,趁其不备包围了梁冀住宅,梁冀与其妻自尽,羽宾客也大多被,因诛梁冀有功,唐衡、单超等五人于一之内同被封侯,时人并称“五侯”。此后,“五侯”在朝中迅速崛起,任人唯亲、排除异己,虽然后来“五侯”也被汉桓帝贬谪,但侯览、苏康、管霸等宦官却又再度崛起。
综上,汉朝宦官的崛起,乃是源于皇帝与外戚的矛盾,而宦官在诛除外戚过程中不仅立下功勋,同时也赢取了皇帝的信任,而那些朝中大臣由于在外戚专权时,大多选择依附,反而不为皇帝所信任,结果便导致即使外戚被诛除,皇帝重掌大权后也往往更愿意将权力交给宦官。
唐朝:“安史之乱”后大臣不被信任,皇帝为安全而宠信宦官
唐朝初期,朝廷对于宦官极为严格,唐太宗便规定内侍“不任以事,惟门阁守御、廷内扫除、禀食而已”,虽然唐太宗去世之后,宦官数量不断增加,到唐中宗时已经达到三千余人,但内廷依然延续着宦官不得干预政事的规矩,直到唐玄宗李隆基即位。
自武则天称帝建立武周之后,唐朝便陷入了相当长的一段混乱期,先是“神龙”推翻了武则天,紧接着“景龙”、“唐隆”、“先天”接连爆发,而在此过程中,唐玄宗李隆基之所以能够铲除韦皇后和太平公主,夺取和坐稳皇位,宦官高力士可谓功劳不小。
于是,唐玄宗即位之后,高力士迅速得到重用,高力士得以以右监门卫将军的身份执掌内侍省,一时间在朝中权势高涨,就连太子李亨、权相李林甫、藩帅安禄山也要想方设法的巴结。到了天宝十三年(754年),唐玄宗又增设内侍监作为内侍省长官,并任命高力士和袁思艺为内侍监,正式打破了唐初的规定。同时,唐玄宗还往往派宦官作为监军,从而加强对节度使和军队的控制。
而“安史之乱”爆发后,鉴于朝中大臣在该事件中的表现,以及宦官集团表现出的忠心,唐肃宗李亨即位之后,不仅加大了对鱼朝恩、李辅国等宦官的宠信,甚至派宦官对朝廷官员予以监视。《旧唐书》有载“府县按鞫,三司制狱,必谐辅国取决,随意区分,皆称制,无敢异议者”,宦官李辅国的权力可见一斑。
而在鱼朝恩掌权时期,由其领导的神策军迅速发展,并得以加入中央禁卫军,地位迅速得以提升。由于神策军曾为防御外敌的军队,久经沙场、战力强大,因此后来唐代宗虽然除掉了鱼朝恩,但却保留了神策军,同时仍以宦官予以管理,用以巩固皇权。
唐德宗时期,其早年曾锐意改革,改以白志贞管理神策军,用以削弱宦官的权力。结果,在建中四年(783年)的“奉天之难”中,当泾源镇乱兵攻破长安,唐德宗仓皇逃至奉天,并被叛军包围一个多月的情况下,白志贞领导下的神策军竟然没有一个人来保护他,反倒是宦官窦文场、霍仙鸣护驾有功。于是乎,唐德宗彻底对朝臣失去信任,重新任命窦文场、霍仙鸣为神策中尉,并由此形成了宦官执掌禁军的定制,后又陆续增设大将军、将军、护军中尉、中护军等职务,并不断扩充神策军,遂使神策军成为禁卫军主力。
唐朝中后期,随着藩镇割据局势越来越严重,神策军已经成为了维护皇权和皇帝安全的最后保证,而掌握了神策军的宦官,借此权势大增。到唐顺宗时,宦官集团的权力便已经严重到了干扰皇权治的地步,此后甚至开始干涉皇帝的废立。
综上,唐朝的宦官干政,主要源于皇帝对大臣的不信任,尤其是“安史之乱”和“奉天之难”中大臣们的表现,简直让皇帝失望透顶。为了稳固皇权,皇帝也只能以通过相对更容易控制和表现极为忠诚的宦官,来控制军队和朝中大臣。
明朝:皇权与文官集团矛盾尖锐,皇帝通过宦官对抗外廷
明朝的宦官干政,源于特殊的“票拟”制度,即朝中的大小事务,先由内阁拟定意见,以笔墨写于票签上,然后呈送皇帝决策。这种制度下,内阁只是掌握着一定的建议权,而六部则掌握着执行权,至于决策权则被皇帝牢牢地掌握在了手中。
而在“票拟”制度下,宦官最初只是担负着呈送和转交奏折的工作,直到明宣宗时期,他为了降低自己的工作量,于宣德元年(1426年)设立“内书堂”,教授读书识字,从而打破了朱元璋不许宦官识字的规定。之后,明宣宗又设立秉笔和监掌印协助自己处理公务,其中秉笔负责代替皇帝行“批红”之权,而掌印则负责最终的审核盖印。
虽说“票拟”制度一定程度降低了皇帝的工作量,但事实证明批阅大量奏章是一个人难以办到的,尤其是长此以往,对皇帝来说乃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于是,皇帝便开始将一些不太重要的奏折交给宦官来代批,而经过内书堂训练的宦官也就此开始成为皇帝重要的帮手,而司礼监秉笔和掌印由于获得了一定的决策权,开始逐渐坐大。
而就在宦官逐渐掌权的同时,内阁权力也开始不断加大,最初内阁官员不仅品级较低,而且只有建议权。明仁宗时期,因杨士奇、杨荣乃东宫旧臣,于是两人不仅得以进入内阁,而且均兼有尚书职位,正是自此后内阁权力开始加重。到明代宗时期,王文以左都御史升任吏部尚书后进入内阁,此后诰敕房、制敕房俱设中书舍人,六部承奉意旨,内阁开始逐步成为文官领袖。
明英宗时期,由于“土木堡之变”的爆发,导致武将和功勋集团出现断层,再加上于谦等大臣在“北京保卫战”中的出色表现,导致明朝文官集团的崛起速度远远超过任何一个朝代。而明朝的文官又有一个典型特点,那便是不仅掌握着朝政运行,甚至对皇帝私生活的干涉也非常严重。于是,明朝虽然没有相权与皇权之争,但却出现了更为严重的文官与皇权之争。
皇帝为了摆脱文官套在自己身上的枷锁,便开始通过加强厂卫权力来对抗外廷。最初,内廷对抗外廷,只能通过手中的批红之权和厂卫职权,仍然被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然而,文官也并非铁板一块,同样存在派之争。于是,宦官崛起之后,自然便有一大批平里被打压的文官聚集到他们身边,这便使得内廷的触手开始伸到外廷,从文官内部瓦解文官集团,权力开始不断扩大,这便是宦官集团(阉)的由来。
而宦官集团的出现,却进一步加强了文官之间的凝聚力,彼此之间甚至放弃成见共同对抗宦官,毕竟大家有了共同的敌人。而随着文官凝聚力的加强,反之又助长了宦官的专权程度,如东厂、西厂、内厂的先后设立。双方简直斗得不可开交,却又不亦乐乎,进而形成了恶性循环。
综上,明朝宦官专权局面的形成,源于特殊的“票拟”制度,而发展于文官集团与皇权的矛盾,恶化于内廷、外廷之争。不过,明朝宦官权力再大,也只是皇权对抗外廷的工具,他们的权力源头还是在于皇权,因此一旦失去皇权支持,宦官权力再大也会迅速败亡。这便是明朝宦官干政虽然严重,但却不像东汉和唐朝那样足以威胁到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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