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诗歌风格是怎样的？王阳明的诗歌创作经历了什么过程？

　　明代诗人兼有家和学者等多重身份者并不罕见，但像王阳明这样行走在思想和的场域中，百炼身心，优入圣域，而且经纶参赞，才有所纵，有明一代，一人而已。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他诗歌创作的光华。其实，王阳明在诗坛上也建起大将旗鼓，自成一家气象。下面为什么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王阳明的创作场域是明代特定的风云与文化波澜相激荡的文学空间，它反映了学术、权力、、文化习惯等多重力量的相互纠缠。

　　他的学者地位、官员身份、儒师角色、修道活动、军功政绩和政坛处境，决定了其诗歌本乎性情、精于思理，其丰富的信息含量远非一般诗人诗作可相提并论。

　　阳明学的明觉良知、思维图谱折射的是阳明圣哲特质的一面，而诗为心声，从坦露性情的角度看，阳明的诗才是阳明其人，从诗中可以感受到他身上的豪杰气质、仙风道骨及其凡俗的一面。

　　作为其人生和心路历程的第一手实录，阳明诗歌钱德洪等编纂的《阳明先生年谱》更为可实。

　　王阳明的诗歌创作经历了一个由狂入圣的过程。这个过程和他在学问上的变化大略相似并基本同步。

　　黄宗羲称阳明“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从泛滥于辞章到遍读朱熹之书，循序格物而不得入门，遂长时期出入于佛老，及至龙场才恍然神悟，认识到“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又称阳明“学成之后又有此三变”(《明儒学案》卷十)，先以默坐澄心为学的，江右以后专提“致良知”三字，居越以后，时时知是知非，时时无是无非，开口即得本心。

　　阳明诗歌也有三变。每阶段彼此之间并非了不相涉，而是各有所重，各有其性格的表现及风格的呈现。

　　湛若水称王阳明早年有“五溺”，即耽迷于任侠、骑射、辞章、神仙和佛氏。阳明“五溺”时期的诗作呈现的是狂者的风神气韵。不过，此时的诗作存世不多，特别是有关任侠和骑射的内容在阳明文集中完全不见踪影。

　　任侠和骑射是一体两面的事，是阳明志学之年的喜好。那份英风豪气流露在辞雄气武的《梦谒马伏波庙题辞题诗》中。

　　弘治十二年所作《坠马行》开篇四句写了出使边关的经历：“我昔北关初使归，匹马远随边檄飞。涉危趋险百里，了无尘土沾人衣。”娴于骑射的形象呼之欲出。诗中“尝闻所在文字，我今健如笔挥戈”两句，是阳明此时驰骛辞章的写照。

　　之于王阳明，在诗歌创作中是脱俗境界的呈现，在实际生活中是通达仙境的阶梯，是外在超越的途径，不具有形而上的意义，也不是逃避是非不明的现实世界的疗伤途径。

　　龙场生死关口的启悟对王阳明的身心有很大的撼动，他经历了一番从物我二元世界契入一如天地的质的翻转。跨过这一照见本心的关口，王阳明的生命破茧而出，在主体精神中重生，从此风光霎时有异，诗中也有了体道的之语、浩然之气。

　　《霁夜》在闲静中体会万物的律动：“静后始知群动妄，闲来还觉道心惊。”这种当体即是的“知”“觉”反映了与良知体验的深刻相遇。其《送蔡希颜三首》其三以月映心：“悟后六经无一字，静余孤月湛虚明。”后一句内外通透，略似禅宗。孤轮照，本心如月，物我一如，朗然，写出心学亲证之境。

　　生死一发的孤危，逼显出王阳明的良知说。王阳明致良知的功夫较之朱熹的格物致知更自然、更简易，较之注重文字表述与逻辑分析的方法，它更倾向于通过体验和直觉洞见事事物物中的天理，属于简捷方便的法门。

　　因此，王阳明说良知的诗多为绝句。《答人问良知二首》《咏良知四首示诸生》不厌其烦、反复申说的只是一个意思，即欲求本心，只在良知，其求端用力的要点在于反求诸己心。

　　《咏良知四首示诸生》其四借用禅宗语汇澄清良知的理念，用佛家的酒杯来装心学的醇酿：“无声无臭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抛却自家无尽，沿门持钵效贫儿。”良知是无声无臭而慧心知的，是秘于己心而非喧腾众口的，本自具足，不假外求，“”字落实于一己存在的内心体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