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为什么要在昭陵上雕刻六匹骏形象呢？

　　帝王总是孤的，周围的人不是在提醒你，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就是在奉承你英明神武，在李世民登基二十年后，他身边已经没有能说话的人了。

　　当李世民决定，借助石头，来使得昔的六匹爱马永驻昭陵的时候，他正面临着越来越孤的帝王生涯。

　　贞观十年(636年)，李世民沉浸在丧妻之痛中，结发二十多年的长孙皇后弃他而去了，他已经37岁，“年二十四平天下”的青春时代，对他来说，正是往事不可追返。作为皇帝的他，即使一时兴起在皇苑中追猎一只兔子，都会受到臣下以恭敬进谏的方式施行的管教，提醒他一个皇帝的本分：不可以乱说乱动。

　　昭陵六骏之拳毛騧

　　李世民也尽了一个凡人都能做出的一切努力，在完民对一个圣明天子的期望。如，他下令，按照皇后“薄葬”的遗嘱，对于皇后和自己的身后安排一切从俭，其中，包括利用九嵕山的天然山势作为昭陵的陵冢。这时，他还没有染上晚年的荒唐。按照他当时的想法，在山陵前安放一系列的石刻，就足以装点他和皇后的永眠之地了。据李世民自己说，当时“凿石之工才数百人，数十而毕”，可见雕刻的规模、数量都不小。可惜的是，这些石制作品流传到今天的，似乎只有浮雕形式的“昭陵六骏”。

　　李世民没有像古罗皇帝那样，用千军万浩大场面来昭示自己的武功，虽然他一生中多次做过这种场面的主角，并且，通过那一时代的墓室壁画，我们清楚地知道，当时的艺术家完全有能力承担这种大场面的绘制。他仅仅在自己的陵墓前再现了六匹马，仿佛在说，关于他，关于他的军事生涯，这六匹马已经说明了一切，表达了一切。

　　是的，对于会看的眼睛，这六块浮雕似乎单纯的画面，却饱含了丰富的、足以意会的信息。如，插在拳毛騧、什伐赤、飒露紫身上的箭矢，就在提醒人们的目光去注意这样一个情况：这六匹坐骑全都不披罩甲。

　　须知，自南北朝至隋，本是重装骑兵发达的时代。这个时候时兴“甲骑具装”，即骑士身穿结实的铠甲，跨下的坐骑则披罩专为战马制作的马铠，当时叫做“具装”，这样，人和马都处于甲罩的防护之下，很难被箭矢、矛枪穿透，自然临阵对抗的能力大增。也因此，“甲骑具装”的重骑兵部队就成了显示一支军队、乃至一个国家武力的重要象征。例如，隋炀帝大业七年发兵征辽东的时候，组织了类似后世誓师典礼或阅兵式的重大场面，其中的骑兵团都是人穿明光甲或犀甲，马披铁具装或兽文具装。李世民在武德四年生擒窦建德、迫降王世充，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在长安举行了盛大的凯旋仪式，也曾经“阵铁马一万骑，甲士三万人”。

　　可是，李世民自己却很少骑乘配备具装铠的马，相反，他一向采取“轻骑”的方式。这和他喜欢采用的战术有关。以我们钦佩的现代名将而论，巴顿虽然勇猛，可也不会(并且也不被允许)亲自开着坦克冲到德国人的阵地上去，更不可能坐在一辆装甲车上到德军前沿去做诱敌深入的引饵，可这正是二十来岁的李世民喜欢干的事：

　　在平薛仁杲的时候，两军交锋，李世民带领几十名骁骑直冲入敌阵当中，与自己的大军里应外合，直得对方大溃败，然后，他又“率左右二十余骑追奔”，搞得薛仁杲勇气尽丧，束手投降。——这个时期，他骑乘的是“白蹄乌”。

　　大破宋金刚的时候，李世民亲率精骑从敌人的阵后发起冲击。“特勒骠”正是他的跨下神骏。

　　与窦建德对阵，他竟然只带，由执槊的尉迟敬德一人相伴，到敌阵前大喊叫阵。敌人大惊之下，派出数千骑兵来追赶，李世民则一边放箭，一边慢慢撤退，直到把敌军引入己方的埋伏圈——他是拿自己当了诱饵!在这关键性的大战中，他的坐骑是“青骓”、“什伐赤”。

　　唐太宗六马图之什伐赤

　　在与刘黑闼的交战中，李世民再次率精骑从敌阵后发起攻击，对李世勣进行救援，没想到遭到敌军四面合围，情况危急，幸亏尉迟敬德及时来，李世民才趁乱突出重围。此时背负他的，是“拳毛騧”。

　　实际上，李世民最喜欢的战斗方式，就是由自己充当前锋，在大战之中，率少量精锐部队，根据实际情况，随时捡有利的时机和位置迅猛出击，帮助主力大军掌握战局。这种轻灵、快捷的战斗方式，当然就绝不是笨重的“铁马”所能承当的。也因此，李世民的坐骑都不披具装铠，就并非偶然了。

　　骑着没有防护的马直入敌阵，这当然让人和马都陷入了更危险的境地中，插在昭陵六骏身上的枝枝箭羽，就是明证。在这种情况下，人的安危，很大程度都系于好坏上。清楚了这一点，再看身负数箭，不但不倒下，而且仍然腾蹄飞奔的拳毛騧、什伐赤，我们就能理解它们对于李世民的非同寻常的意义，或者说，一匹神骏对于一位勇士的意义。在战斗中，人和生命是相系于一的，其中，也许人对依赖还要更多些。

　　因此，李世民在昭陵树起这六匹坐骑的形象，不单单是因为在一次次枪林箭雨的战斗中，它们的神勇使他得以生还并取胜，也因为它们是他的勇敢和战斗力的最好见证，他在每一次冲击敌人时所感受到的兴奋和恐惧，所经历的危险和考验，它们都同样地感受了，经历了。

　　也许，李世民不采用千军万大场面来作为永久的纪念，原因就在于，虽然他曾经身为三军上将，指挥大军进行了多次成功的大战役，但是，本质上，他仍然是一个渴望敌人鲜血的孤胆英雄。当李世民表示，要为了这六匹神骏曾经“济朕于难”而刻石纪念时，他当然清楚，他身陷其中的一次次的危境，正是自己所选择的。这冒险的天性，恰恰成就了他特的战术战法，成就了他的赫赫功业。六匹没有罩甲的骏马，轻捷神勇，带着天纵的自由，还有什么更好的象征，可以体现李世民灵奇的战术，他超绝的武艺，以及他战士的天性?

　　人们当然不会不注意到，六块浮雕中，只有一个人物形象，那就是将军丘行恭。显然，有一种经历让李世民如此难忘，以至他感到仅仅展现坐骑的形象已经不够了。当然，他是对的，这块浮雕所展示的史实，是人类所能创造出来的关于战争，关于胆略和忠诚的最精彩的故事，创作者是两个勇士，一匹马。

　　实际上，李世民最喜欢做的事情，是带着少数骑兵亲自侦察敌情，他侦察的方式也很特别，就是带着这些轻骑去“冲阵”，从敌人阵地中过去再回来，用自己的性命和，来感受敌人兵力的虚实强弱。

　　在与王世充对阵的时候，他又这样来了一回，带着几十名精骑冲入敌阵，一直突击到了敌人背后。可是，一道长堤的突然出现，使这些冒险的侦察兵陷入了困境。前进的路没有了，身后就是敌人的大军，更糟的是，在冲中，几十名随行者都跑散了，只有将军丘行恭还追随着李世民。这时候，有数名敌骑赶了上来，并且放箭射伤了李世民的坐骑“飒露紫”。丘行恭“乃回骑射之，发无不中”——调转马头向着来敌放箭，箭箭精准地射中对手。慑于他的箭锋，敌人们一时不敢上前，趁着这短暂僵持的一刻，丘行恭跳下自己的马，动手给“飒露紫”拔去身上的箭矢。

　　因此，不要误以为，画面上是军人在战斗结束后的平静中给伤马疗创，非也，此时，一面是长堤，一面是敌阵，几名敌骑就像随时准备扑上来的狼群一样在附近眈视着。画面上，丘行恭在敌人的注视下固然是从容沉着，具有压倒泰山的雄强气势，那骏马三蹄稳立，安静地接受人类的救治，只有一条后腿微微蜷曲，流露出拔箭之苦的难，则显示着马是一种多么通灵性的生物啊。

　　丘行恭在为飒露紫拔箭之后，先请李世民骑上自己的马，然后，他步行在飒露紫之前，手持长刀，一路大步奔跃，放声呼喝着，与李世民重新回敌阵当中，这二人双马，竟然冲过了敌阵，回到自己人中间。正像在战事的危急中，马不曾辜负人一样，在同样的情况下，人也没有抛弃马。这行为已不止是武勇，它还传达着一些古老的道德价值，因此，即使对于经历风雨如李世民者，也成为他感动一生的记忆。

　　李世民作为一名勇士、一员战将的生涯虽然辉煌，但却短暂。随着对手的一一消失，他的人生目标发生了转换。从27岁起，他就陷入了与先天的性格和后天的不断斗争的艰难之中，为了一个更伟大的理想：让天下太平，人民幸福。

　　李世民是高智商的人，他清楚，只要他皇帝的生涯一天没有结束，他做一个好天子的努力就不能算是成功。他的这一担忧不是没有道理，因为，事实证明，最终他果然不免也变得年老荒唐。

　　其实，他始终有把握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他年轻时代的军事上的胜利。这胜利不仅让他的青春如火一般灿烂，更重要的是，对于人民有着一天下，四海清平的意义。因此，有一次，他在对臣下检讨不该“有自矜之意”的时候，还是脱口而出：“自谓三代以降，拨乱之主，莫臻于此。”——语气是异常的骄傲，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就是这样的率。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要在昭陵刻上六匹战形象，既陪伴自己身后千秋万岁的寂寞，也让后人不要忘记，在变成一个好皇帝之前，他曾经是军人中的军人，是马背上的战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