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应星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创作的《野议》？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的心情

　　宋应星，字长庚，明朝著名科学家，他最杰出的作品是《天工开物》，被誉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下面为什么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宋应星从科举梦中苏醒过来，面对现实，他发现牺性的代价太大了。家财耗尽，又逢家中添丁加口，家庭的经济负担越来越重。父亲国霖和母亲魏氏在两年里相继去世。弟兄们悲痛地掩埋了双亲，自然又增大了家庭的开销。界应星想，不能再长期闲居下去了。需要谋一项职业养家口，也可借此来实现他从事实学研究的夙愿。哥哥应昇已早一年谋得官职。他告别应星，赴浙江桐乡当县令。四年后，又转到广东肇庆府恩平任县令。按当时习俗，应星弟兄俩为父母守丧三个年头。在崇祯七年，宋应星在奉新不远处的分宜县谋到一个官职——教谕。就在他任分宜县教期间，中外闻名的科技百科全书《天工开物》在他手中诞生。

　　奋力写作

　　分宜县属袁州府(今江西宜春一带)，在奉新西南二百多里。教谕是管理县学的小官，地位不高，俸禄也很少。在文职官员中，教谕这个卑微的官职根本没有人瞧得起。但是，在宋应星看来，官微俸薄并不在乎，贴补点家用已心满意足，而给县学20名庠生授课，倒也轻松自在，不费多大气力，正可腾出余暇时间从事科学研究和著述。他根据五次进京会试沿途考察、访问的记录，加以整理、提炼，再利用县、府的图书资料，参照分析，开始了极其繁忙、紧张的写作。宋应星当时正处在家境窘迫、囊中羞涩的情况下，写作的物质条件并不好。他的心境也不似太平盛世悠闲的文人墨客，可以从容写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朝廷，权当道，民不聊生，四处揭竿而起，边关急报频传，朋友无辜遭难，再加上家业破落，科举屡遭戏弄，宋应星的心境如波涛汹涌。

　　宋应星结交的朋友有两类:直言敢谏、清廉正派的地方官，还有就是视仕途、重视实学的文人。他和朋友们议论朝政，关心国事，力主革新、挽救民族危亡;也和他们探讨工农业生产，振兴经济，推动科学技术发展。宋应星和一般寒窗苦读的文人不同，既钻研学问，又关心“窗外事”。他很欣赏东林书院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他把革新和发展科技两个方面联系在一起，想以此来挽救明末的危机局面。时不我待，愤笔疾书。在分宜教谕的四年任期里，宋应星不管是酷暑严冬，也不论白昼黑夜，都秉烛通宵，以继夜，握笔不止。他好像要在一夜之间，把心胸敞开，倾吐尽肺腑之言。

　　在50岁那年，宋应星一年内就刊行了《画音归正》、《原耗》、《野议》和《思怜诗》等著作。其中1万多字的《野议》，是在一夜之间疾书而成的。第二年，他发表了重要的代表作、十八卷的《天工开物》，以及《卮言十种》等书。宋应星的代表作《天工开物》和《野议》，表述了他在科学研究和改革两方面的心得和主张。由于写作时间紧迫，宋应星来不及对他的文章修辞润色，也不按常规旁征博引，发铺陈。他的著作大多是朴素无华的陈述，言简意赅，直抒胸臆。他自也承认无暇考虑“文章工拙”，“故有议而无文”，请读者鉴谅。

　　夜著《野议》

　　崇祯九年三月的一天，已是暮春时节，应分宜县令曹国的盛情邀请，宋应星暂时从研究和写作中抽身，两人一同去当地的名胜山游览。“蝶飞芳花飞路，把酒已嗟春色暮。”他俩在青石板上坐下，对酌清酒，吟诗咏赋，耳听黄鹂啼鸣，身在松影之荫，是何等的清幽惬意啊!但是，这良辰美景却被突然出现的县衙公差搅散了。公差追踪而至，递上新到的邸()报份。曹县令和宋应星的游兴顿时一扫而光。那报是官家的公报。两人感到无聊之余随手翻翻;一眼瞥见一篇奇文，是有人给皇帝上书论述自己可以得官职而请求封官。应星认为这是千秋难遇的怪事。

　　奇文共欣赏。两人又重读了这份奏议，互相议论起来。应星说:“曹先生，您看这要求授官者命词立意倒也磊落可人，只可惜启奏者的见识太浅薄了。如此当官，政界该黑暗到什么程度!”曹知县表示赞同。两人你一言我一语，针砭时弊，抨击权，热烈非凡。曹国建议宋应星把这些议论写成文章发表。应星非常激动，思绪涌动，回到官署立即点灯疾书。待天色已明，完成万言全篇，他才算长舒一口气。这篇万言政论，宋应星题名为《野议》。“野议”是相对于“朝议”而言的。他在《序》中指出，朝议既然已无敢直言者，而民间却议论纷纷，这些野议并无恶意，想必对朝议不会有妨碍吧!《野议》共十二议，包括《世运》、《进身》、《民财》、《士气》、《屯田》、《催科》、《军饷》、《练兵》、《学政》、《盐政》《风俗》和《乱萌》。

　　《野议》强烈抨击当时王公国成、宦官大肆霸占田地、强征租税的行径。皇帝赐田给各王府，田亩数往往以万顷计，如万历末年福王朱常洵在洛阳封王，神宗赏赐庄田两万顷，中原良田不足，竟取远在山东、湖广的良田凑足数目。各地还出现了不少占地万亩的大地主。魏忠贤等宦甚至借朝廷之名要百姓“投献”，占良田无数。他们豢养家奴、打手，强收租税，欺压佃户。在《乱萌议》中，宋应星指出，由于土地兼并，农民“愤怨不堪”，军一到则群起响应，“勾连归附”，而“全楚沿带长江，遂无一块干净土”。

　　《民财议》则揭露富贵人家放高利贷盘剥“耕耘蚕织之辈”，使他们终“勤苦耕桑，而饥寒不免”，镰刀箩筐还未收完毕，收获已被掠空。农民逼得走投无路，加入队伍。《催科议》则揭露官府又是搜括又是加派。昔征银一两，今天增至一两五六;过去派米一石现在变成一石二三。农民在极度贫困中挣扎度。宋应星正确分析出农民、城市手工业者的根本原因就是土地兼并、高利贷剥削和苛捐杂役。这是当时百姓身上的三副枷锁。

　　与百姓的悲惨境遇相对照，朝廷、官府则过着荒无度的奢侈生活。宋应星在《军饷议》中愤愤发问:十年来都大谈节约，可是又有谁敢议论给朝廷上贡的事?如仪上贡酒缸10万口，楚之衡岳，浙之台、严诸郡贡奉给官廷做门帘用的黄丝绢，动辄以百万计，运到京师又何尝适用?以江西省为例，袁州府上缴的粗麻布，官中竟用来蘸油充当火把!信州府贡献的棂纱纸，中用来糊窗户这酒缸、黄绢门帘和窗户纸，哪能一年就弃置而换新的?节省一年，省下的钱财就有十余万金。文章中要求暂停一些浪费钱财的贡奉项目，开源节流，解决财政困境。

　　这种上层的现象已经传染到军营。宋应星在《练兵议》中指责将帅“偷息闲功，则歌童，海错山珍，以自娛乐。此等人岂能见敌捐躯，舍死而成功业者?”他骂这些将官夺得军马一匹，斩获首级二颗、箭杆三支，就公然报功，也不知羞耻!世风发展到这步田地，欺骗甚而私心重，脸皮厚而心眼昏，岂有拨乱反正的一天!宋应星以切身的体验，严厉批评科举制度。在《进身议》中写道:快三百年了，注重科举而僵死不变的，只有我宋朝。取士进身，不是才能，而是依“人荐”，走门路，托私情，贿赂舞弊，而八股文只是掩饰而已。

　　因而在《学政议》中，他沉痛地指出:在读书之乡，学问极佳而再三应考终未获进身的人，到头来只得流落四方，求职不成则“窜入流寇之中，为王为佐;呈身夷狄之主，为牒为官”。难道这样的人还少吗?这种不重视人材，不重视知识分子，逼他们为盗、为敌人服务的弊端，宋应星分析得非常深刻。他大声疾呼:要“大公至正”，“一破情面”，严格执法，废止请客和说情，“贫士方无沦落之嗟”。宋应星就是这样直言敢议，丝毫不加遮掩地批评时政、鞭笞世弊，一泻干里，敞抒胸臆，连夜写完《野议》。明显可见;他的观点是和东林人和复社成员相通的，而他的挚友、亲戚中不少人本身就是反对阉权的有骨气的文人。

　　诗也激愤

　　宋应星写完《野议》，觉得意犹未尽。他乘写作的，连忙整理历年来散写的诗篇，结集成书。他受哥哥应昇喜欢著诗的影响，从20岁束发时即开始赋诗，30年来间断写成的诗稿已经“握之盈把”。其中《思美诗》10首。都是七律;《怜愚诗》42首，均为七绝。总共52首，以两卷名的首字合集名为《思怜诗》。这部诗集形象地补充说明了《野议》中的议论和政见。有一首诗写道:“青苗子母会牙筹，吸骨吞肤未肯休。直待饥寒群盗起，先从尔室报冤仇。”宋应星把地主、高利贷者刻画得入木三分。他们在谷尚青的时候，就拨动着算帐工具牙筹来通债了，吸尽骨髓、吞食皮肤后仍不肯罢休。饥寒交迫的佃农们揭竿而起，当然要首先向你们这些吸血鬼们报冤仇!

　　宋应星忧国忧民的心情在诗集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皇室内宫过着腐化的生活，还一味追求长命百岁、万寿无疆，为此，供养大批方士道人，夜求仙炼丹。宋应星的诗讽刺他们为“痴人”。诗中写道:“天垂列象圣遵模，为问还丹事有无?万斛明珠难换，痴人妄想点金须。”他痛恨把持朝政的魏忠贤等阉宦官，假借嘲讽南宋时的荒宰相贾似道，抒发激愤之情”“乘胜元兵已破襄，葛坡贾相半闲堂。且偷睫下红妆艳，为虏明年岂足伤!”元军鏖战五年最终攻陷了襄阳、樊城，南宋实力几乎丧失殆尽。在国家危亡的紧急关头，贾似道还在他特地修建的临安(今浙江杭州)葛岭“半闲堂”豪华庄园里和侍女斗蟋蟀玩呢!你们这些权臣们眼下还可赏玩红妆艳女，来年当了元朝的俘虏又有什么可哀叹的呢!朝廷，下官效尤。宋应星写诗嘲笑桐乡近宦:“桐乡近宦一何愚，欲积鎏金百万余。数未盈时冤已集，一夫作难沟渠。”

　　一个地方官贪心积敛黄金百万，欲壑没有填满，却结下深重冤仇，自身反被填没在沟渠中而丧生。天启七年春暮，宋应星弟兄俩四上公车不第返回家乡。这一年里，熹宗朱由校驾崩后，弟弟朱由检即位为毅宗，改年号为崇祯。毅宗平素就知道魏忠贤把持朝政，倒行逆施，心中早有忿然不满之意。因此，他一即位，便人人自危果然，毅宗断然将魏忠贤贬至风阳(今安徽风阳)。这一来，奏効、控诉魏忠贤一伙罪恶的人越来越多。消息传到魏忠贤耳中，他知道大势已去，沮丧万分，在充军途中的旅店里悬梁自尽。他的干、阍副头目崔呈秀也投缳自鎰。

　　但是，在他俩末来临之前，多少忠勇将帅遭阉诬陷加害，以至冤屈而死。千宋应星联想起在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大战中，被努尔哈赤打得大败，丧师失地的辽东经略杨镐。杨镐战败后，神宗不情由，在宦官们撺掇下迅速从大狱中提出杨镐问斩。朝廷又派出老将熊廷出关指挥作战。在关外备战期间，熊廷弼遭到阉、广宁巡抚王化贞的极力，大军孤立无援，撤回关内。最后，广宁失守。朝廷却不分青红皂白，把熊廷弼打进大牢。魏忠贤趁危向熊廷弼敲诈勒索，开价4万两白银，可免死罪。熊廷弻严辞拒绝。阉就诬陷熊廷弼贪污军饷，将他处死。忠勇老将惨遭屈，然，群情激愤。宋应星的诗中记下了这两件事:“宦竖么麼秽浊躬，投旅店疾如风。官高经略师徒丧，俯首求生贯索中。”他的爱憎是多么分明，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论气》《谈天》

　　宋应星在任分宜教谕的四年里，写作的勤奋和高效率在科学家中也不多见。他在崇祯十年继完成《野议》、《思怜诗》和巨著《天工开物》后，紧接着又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论气》、《谈天》两部著作。这两部书是后来的结集《卮言十种》中的第八、第九种。可惜《卮言十种》已经失传，后世只能读到其中的这两种《论气》以问答对话的形式，讨论有关自然哲学问题。

　　全书有《形气》、《气声》、《水火》、《水尘》、《水风归》、《寒热》六篇，从哲学的高度分析了燃烧、腐烂、蒸发、凝结、生物的新陈代谢、金属冶炼等自然科学问题。中国古时候先哲们认为“气”是构成万物的最基本的物质成分。先秦的荀子、汉代的王充、宋代的张载和宋应星的同时代人王夫之等哲学们都极力主张“气”是万物的基础。宋应星在《论气》中写道:“盈天地皆气也”“由气而化形，形复返于气。

　　结语

　　初由气化形，人见之。卒由形化气，人不见者。”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气”这种原始物质充满于宇宙，它构成万物，万物又还原为“气”。由“气”变化成万物，人都看得见。万物又变化为“气”，人们就看不见它了。因此，宋应星认为，“天地间非形即气，非气即形。杂于形与气之间者，水火是也。”他的这种看法理学家程、程颐和朱熹的“程朱理学”要高明得多。程朱认为“理”是世界的本源，“万物皆出于理”，先有理，然后才有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