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和是如何以小国之姿游走于各方之中的？

　　在古时候的东亚地区，在朝代的更迭兴替上，除一般熟知的宋、辽、金、西夏、蒙古、渤海国之外，地处半岛上的王朝，面对列强环伺的虎视眈眈，又是怎么因应时局的变化?感兴趣的网友们可以跟着为什么小编一起往下看。

　　公元8世纪左右，东北亚地区(绿色)、唐朝(橙色)、渤海国()、契丹、室韦、黑水靺鞨等国家/部落形势图

　　唐代末年，朝廷對內无力节制地方节度使互相攻伐，对外羁縻的影响力也大幅衰微，地处唐王朝边境、半岛上的新罗贵族弓裔起兵反抗新罗、建立泰封国(又称大封国、后高句丽)，不久大将王建推翻弓裔，改国号为，经过对后百济的战争与接收新罗敬顺王的“让国”，王朝于公元936年一半岛。

　　然而，面对西面逐渐崛起的契丹族，尽管双方曾有互赠礼物的友好举动，但当公元926年契丹攻灭渤海国时，两国领土接壤、失去北方屏障，且契丹有逐步向东攻略的态势，开始冲突不断。太祖王建鉴于“契丹尝与渤海连和，忽生疑贰，背盟殄灭，此甚无道，不足远结为邻，遂绝交聘”，意即王建认为契丹曾与渤海结盟，后来又背信弃义将其灭国，不值得交往，遂与契丹绝交，故当契丹于942年送来50匹骆驼时，王建不仅将骆驼饿死，还把契丹使臣30人流放至海岛，从此两国交恶。

　　当宋朝建立后，光宗便于宋太祖赵匡胤即位的第三年(宋建隆三年，公元962年)遣使入贡，不仅采用宋朝年号，更建立了宗藩关系，这也是从中国五代时期以来一直延续的外交政策─事大。宋朝积极拉拢以牵制辽朝，阻其长驱南下全力攻己;另方面，为求自保，亦努力与宋朝交好，宋与之间形成紧密的外交关系。但值得注意的是，观察到宋辽之间的战争互有胜负，自己既需要宋朝的绫绢、锦罗、白绢、礼服、瓷器、金银器、酒、书籍、乐器等大量精美工艺品，促进本国的典章制度、文化艺术发展，又希望近邻的辽朝不会轻易攻己，所以在两强对决时并未彻底的“选边站”或“一边倒”。

　　有时向宋朝修好、称臣纳贡，有时又迫于辽的军事力量而臣服，奉辽为正朔。史学研究者张幸如认为，反而是自在游走于辽、北宋两强之间，既顾全了辽在的宗，使的国防安全无虞，又可得宋朝方面文化与经贸上的利益。这种深具弹性的外交政策，使其不但未变成辽宋二国相争下的牺牲者，反而成为辽、北宋、三国中的最大赢家。

　　迨女势力在中国东北崛起、建立金朝，看辽朝国势衰，随即停止奉辽为正朔的外交举动，并在辽亡金兴的国际秩序变动时刻保持了观望，为的还是秉持“事大”：首先要先辨别谁才是该事奉的大国。因此，当宋朝欲重新对国王册封时，予以了婉拒，保持着“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辽朝彻底亡于金，金兵大举南下攻宋时，亦拒绝了北宋以经济为诱因的乞援，意味着把放在首位，文化和经贸需求的顺位只能退后，并在宋、金之间做出了抉择：奉金为上国，并上表称臣、纳贡。这不仅保证自己的国绵长、寸土不失，还在辽金战争时取得了保州(今平安北道义州郡)，百年间无重大战事。

　　时过境迁，到了元朝末年，虽然蒙古铁骑已无建国之初的威风赫赫，但退往北方原的北元政权仍是不可小觑的一股势力，所以即使在朱元璋建元称帝后，虽出兵元朝在咸镜道的双城总管府、死元朝派去的使者、停用元顺帝“至正”年号，亦遣使明朝要求册封、奉明正朔，但在恭愍王遇弒后，再次转向亲元，实行两面外交，如辛禑王在位14年里，先后9次遣使至北元告丧、谢册命、贺节、贺郊祀、贺改元等;北元也曾10次遣使，或册封，或诏告改元、颁敕，以及企图联合进攻明朝。

　　在李成桂自立为王、建立王朝后，即使“事大”依然被奉为国策，但《南风窗》东亚事务观察员赵博渊认为，该国策执行到王朝中后期，未能审时度势、教条化严重，最终演变成不容侵犯与修正的正确，凌驾于本国利益之上，最终导致屈辱地与后金签订城下之盟。由于明军积极介入“壬辰倭乱”(万历之役)，终将军逐出，使“藩邦”得以“再造”。举国上下在慕华、事大情感中更增加了强烈的感恩思想，对明朝的认同更进一步，称“万历再造之恩，将百世不可忘也”，并仿社稷坛建立“大报坛”，采用祭天的礼仪，但规制却社稷坛还要高，其隆重程度也远高于宗庙祭祀，以祭祀、纪念明神宗的“再造之恩”。

　　因此，当明军在萨尔浒之战(1619年)大败，仁祖未能认识到后金已崛起成为新的大国，却持续奉行反后金亲明朝的政策，终止与后金的贸易，同时允许明将毛文龙以铁山城为根据地，不断袭扰后金，致使1627年、1636年皇太极两次发兵攻打，并兵临京城汉阳府(今韩国首尔市)，仁祖只好出走至南汉山城避难，最后出城投降(丁丑下城)，向皇太极行三跪九叩大礼，同意长子、次子至清盛京(今辽宁省沈阳市)作为人质、还需向清朝称臣、朝贡，丧权辱国。

　　综观、两个历史上的王朝，借由“事大”，在东亚国际局势变动之际，以小国之姿游走于各方之中、不轻易“选边站”，保持外交弹性，不但保全自身且获得好处。然而，像仁祖时选择“一边倒”倾向薄西山的明朝，后果将是灭顶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