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quo;唐太宗纵囚rdquo;事件是怎么回事?欧阳修为此写下《纵囚论》

  今天为什么小编给大家准备了:“唐太宗纵囚”事件,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快来看看吧!

  唐太宗的文治武功,远迈千古。唐太宗胸襟之开阔,气魄之雄大,乃是有目共睹。唐太宗开创出的“天可汗时代”,足让每一个中国人都为之骄傲。而围绕着唐太宗这个千年不两见的“天可汗”,历史上出现了很多让人津乐道的故事。

  其中,“唐太宗纵囚”事件,更让人心生敬服、钦佩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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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世民悲天悯人,爱民如子,一生提倡慎用刑罚,即使对那些依法被判处死刑的囚犯也充满怜悯之心。

  贞观六年冬,大理寺卿上奏折给唐太宗,说狱中有三百九十名死囚将在来年秋后问斩,但这些人心中牵挂家中父母,弱妻幼子未曾妥安顿,夜啼哭。相关官员竭尽所能均不能令他们停止哭闹,因此建议提前用刑。唐太宗阅卷沉思,最终做出一个疯狂的决定:下旨将这些死囚全部释放回家,以一个月为期,等他们处理好后事之后再自动回来受刑。

  消息传出,震骇一时,百姓们都为皇帝的仁慈而感动,却又都担心这些死囚一去不回,危害。该年元宵节,是死囚回来报到之,三百九十名死囚居然一个都不少回到了。唐太宗看见他们全都诚实守约,又下诏将这些囚徒免于死罪,改为流放。

  必须交代清楚的是,这个故事并非编造,可以在《资治通鉴》和《新唐书》中查到。

  “唐太宗纵囚”之举,老百姓无不心悦诚服,此事也在历史上传为美谈。大家都盛赞太宗恩德仁义,以至于感化囚犯,使之洗心革面。

  白居易在《七德舞》一诗中大赞:“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

  但是,不管怎么样,自古以来,人们习惯于趋生避死,死囚从中出来,又全部视死如归、自动自觉地返回狱中领死,总让人觉得事不

  可信,仿佛是史家在编故事。编撰《新唐书》的欧阳修相信此事的实性,但认为里面水很深。欧阳修专门写了一篇《纵囚论》,揭露其中水分。欧阳修说:“对于君子,可以施予信义;对于小人,只能施予刑戮。

  那些判定为死刑的人,都是罪大恶极之流,是小人中的小人。对于君子来说,很多人宁愿死于大义,不肯苟活于屈辱,但要他们做到视死如归,还是非常之十的难事;作为小人中之小人的死囚,却轻轻松松地视死如归,太违背情理了。”

  欧阳修做了个假设,他说:“有人以为,罪大恶极的死囚,的确是小人中的小人,这些小人中的小人,被唐太宗的恩德感化,一个个都变成了诚实守约的君子。但是,这恩德感化人的深度和速度让人难以置信。其实的情况,不外乎唐太宗有意,与囚犯达成默契:释放了,就一定要回来,回来了,就一定会赦免罪行。最终,上唱下和,共欺世人。唐太宗可因此得贤君之大名;囚犯则可死里逃生,重获新生,双方共赢,一拍即合。只是这么一来,还哪有恩德诚信可言呢?”

  欧阳修的结论是:“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欧阳修的论断,得到了清代大儒王夫之的附和。王夫之分析:死囚一个不少地回归,并不是受到什么感化,而是根本上逃无可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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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夫之指出,唐太宗之世,法令严密,乡民之间,什伍连坐相保,宗族亲戚邻而处,北不可以走胡,南不可以走粤,囚犯逃得了一时,逃不了一世,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

  王夫之因此说:“古所未有者,必有妄也;人所争夸者,必其诈也。”即“纵囚”一事有违常情、常理,其中一定有伪诈不实的地方。

  欧阳修和王夫之质疑的理由完全充分。

  试想,唐太宗既然能有这么大的能力以恩德感化死囚,那么,贞观六年,他已经做了六年皇帝了,为何全国还有那么多敢犯死罪的人呢?

  难道他们之前没有受到过皇帝德政的感化吗?欧阳修指责唐太宗“好名”,还不是冤枉他。

  《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二卷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右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接受人贿赂事发,唐太宗说:“长孙顺德果能有益于国家,我愿和他共享国家府库,有什么必要冒险贪渎呢?”其以长孙顺德早年战场有功劳为由,不追究责任,并在殿庭大大方方赐绢数十匹。大理少卿胡演为严肃国家法纪,仗义执言,说:“长孙顺德贪赃枉法,罪不可赦,皇上您怎么还赏赐绢布给他?”唐太宗一本正经地说:“长孙顺德是个血性男儿,对他来说,赐绢之辱,甚于受刑。如果他不知羞愧,就与禽兽等同,之何益?”

  看看,唐太宗以人治来糊弄法治,随心所欲,只凭自己一时之喜怒爱好来进行赏罚,根本就不把国家法律放在眼里,其目的不过在博取一个好名声而已。

  如果说,不罚反赏长孙顺德的表演痕迹尚不明显,再来看《贞观政要》中记载的一件事:贞观二年,京师久旱,蝗虫大起。唐太宗入苑观察禾苗,看见了蝗虫,眼疾手快,连捉了几只,攥在手心,嘴里念念有词:“人以稻谷活命,你们这些害人虫却把稻谷都吃光了,是害百姓的性命啊。百姓有什么过错?要说过错,全在我一个人啊,你们如果有灵性,就到我的肚子里来吞噬我的心,不要祸害我的百姓。”一仰头,要把几只蝗虫吞到肚子里,左右官员赶紧拦阻,说:“陛下,万不能吞,吞到肚子里会出事的!”太宗从容地说:“我就是希望能把灾祸转移到我的肚子里。”张口把蝗虫吞了。

  爱民而吞蝗虫,这表演实在太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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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林铭云看穿了唐太宗的把戏,一针见血地说:“余尝谓太宗上苑吞蝗必非蝗,蝗岂可吞者?或用纸剪作蝗形,掇而祝之,以愚左右耳目耳。”

  一句话,唐太宗“好名”之欲,已经到了病态的地步。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之唐纪九又载:九月,唐太宗修建好仁寿宫,改名为九成宫。然后,又要修洛阳宫。民部尚书戴胄上表劝谏说:“天下刚刚由乱入治,百姓凋敝,帑空虚,若还要大兴土木,营造不停,国家财政将亏空而无法运行!”唐太宗立刻表态:“戴胄与我没有半点亲戚关系,却能够这般忠直体国,知无不言,应该官升一级,以酬嘉奖。”他过了一段时间,又命将作大匠窦璡继续修建洛阳宫。窦?凿池筑山,雕饰华靡。唐太宗觉得花费太多,马上下令撤毁了宫殿,并免除了窦璡的官职。

  还有,唐太宗生怕自己身后名声受损,专门向修国史的遂良、房玄龄等人索书稿,已成千古丑闻。

  无怪乎史学家黄永年说:“旧时史书包括新旧《唐书》《通鉴》对唐太宗和所谓的‘贞观之治’无不极尽夸饰之能事,即近时的通史、隋唐史仍多如此。其实这是受了唐人所修《太宗实录》和国史等的蒙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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