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王见到大学士相遇的时候 到底是谁给谁行礼

　　很多人都不了解清朝王和大学士的事情，接下来跟着为什么小编一起欣赏。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治阶层鉴于前朝历代“相权扩张、欺压君上”的经验教训，并不设“宰相”一职。但实际上，清代官员等级的最高等级——正一品的殿阁大学士，基本相当于“宰相”一职，下辖百官、上佐帝王。

　　殿阁大学士，虽然是清代官员行政级别的顶点，但从根本上讲，这些位高权重、地位显赫的官员依然是受皇帝派管理国家事务的“打工者”。相较于份属治阶层的爱新觉罗氏王公贝勒们，大学士的地位似乎明显不如。

　　在诸多影视作品的演绎中，关于清代王公贝勒和大学士之间的见面礼节，也基本沿用了治阶层和受治阶层的等级明确、尊卑分明。

　　但事实果如此吗?清朝历史上的王见到大学士，到底谁该向谁行礼呢?

　　清初时期，相较于王们，大学士地位地下

　　清初时期，皇权因为王公贝勒、满洲勋贵的分化，并未实现正意义上的集中，这一时期的王们在治阶层占据着绝对不容忽视的地位和影响。也就是说，此时的王们代表着一定程度上的皇权，乃系包括大学士在内的朝廷官员实际意义上的“主子”。有鉴于此，清初时期的大学士见到王，应“引身长跪”，仅次于面见皇帝时的“叩头成礼”。

　　影视剧中的“引身长跪”

　　康熙二十六年，孝庄太皇太后崩逝，诸王公大臣齐聚商讨丧礼事宜，王们端坐而大学士们只能长跪。会议过程中，已经66岁高龄的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李之芳，因年老体弱加上长跪疲劳而摔倒在地。端坐议事的王们，非但没有体恤老臣，反而纷纷指责老臣失仪，要求康熙皇帝依律严惩。

　　殊不知，这件无关紧要的小事却引发了一场关于王和大学士之间的礼节之争，经过一番争论以后，在得到康熙皇帝“朕召大臣议事，如时久，每赐垫坐语。今大臣为诸王跪，於礼不合”的明确态度后，吏部给出王和大学士之间的见面礼节：凡会议时，大臣见诸王，不得引身长跪。着为令。

　　但此时也只是规定了大学士面对王不再行“引身长跪”，但必要的请安礼节依然必须。

　　清代王公影视形象

　　随着皇权集中的逐步发展，大学士的地位逐步提升

　　随着皇权集中的逐步发展，皇室宗亲乃至当朝皇子能够参与政事的机会越来越少，除了嘉庆朝初期“以亲王为军机大臣，未几，以非祖制罢”以外，王们的权势、地位逐步降低，而朝廷的首脑——大学士的地位和影响开始逐步抬升。

　　原因很容易理解，随着皇权集中程度的进一步加深，作为皇帝派管理国家事务的大学士，逐步取代之前分权的王公贝勒，成为皇权的新代言人，地位自然会得到提升。

　　嘉庆皇帝曾经专门就相关礼节问题发布了谕旨，予以规定：

　　嗣后凡见亲王、郡王，如有仍蹈前辙，长跪请安者，即着王等自行参奏。如大臣等遇见时，亦即指名参奏。至侍卫、部院司员，於本管堂官接见礼仪，自有定分，遇有公事，只应侍立回堂，毋许屈膝请安。

　　从“引身长跪”到“例行请安则可”，再到“毋许屈膝请安”，王和大学士之间的见面礼节已经发生了根本上的变化。

　　晚清时期的亲王秉政，让大学士的地位降至最低

　　其实，根据相关史料记载，在清朝祖制中对于王和大学士之间的见面礼节，有着明确规定：

　　与大学士相见行半跪礼，称老先生，如兼师傅者，或称老师，自称或门生或晚生。

　　也就是说，作为皇帝托管理国家事务的高等臣属，大学士自清朝建立之初就被确定了高于王公贝勒的地位，只不过在治和被治的影响下，这种关系并不稳定，行至晚清，王和大学士之间的关系再次发生了变化。

　　晚清官员形象

　　根据《清史稿·诸王列传》的记载，“穆宗践，辍赞襄之命，而设议政王，寻仍改直枢廷。自是相沿，爰及季年，亲贵用事，以摄政始，以摄政终”，从恭亲王奕訢称呼大学士为“中堂”，到醇亲王奕譞称呼“李文忠曰少荃者”，再到醇亲王载沣几乎君临天下的摄政大权，清末的大学士已经成为了摆设，成为了彻彻底底的奴才，唯有听命、毫无地位和尊严。

　　参考文献：《清史稿·诸王列传》、《清稗类钞》、《清实录·圣祖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