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使秦国由弱变强 商鞅被究竟是冤枉还是罪有应得

　　对秦国商鞅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为什么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任何时代，改革都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尤其在中国的封建时代，改革往往就是对现有利益阶级挥起屠刀。这时候，动作越大，反弹也越强烈。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的历史中，能够进行深入改革的人，下场都不太好。

　　张居正，死后被撤销了所有的官爵和封号，家产被查抄，甚至被万历掘坟鞭，所有的改革都被废止。

　　王安石，神宗去世后新法尽废，因为改革而“亲友尽成政敌，傍怨集于一身”，最后郁郁而终。

　　商鞅，结局不用多说，被五马分，举国拍手称赞;但有趣的是，商鞅虽死，其政仍在执行，并且由于商鞅之政，才能使秦灭六国而一天下。

　　既然其政能得以执行，为什么史书中对商鞅的评价都如此苛刻?

　　“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这是太史公对商鞅的评价。

　　我们可以看到，太史公认为商鞅：其一刻薄浮夸;其二宠魅而得势;其三滥用刑法，手段欺诈，少恩。为什么司马迁会用如此苛责的话语评价一位让国家强大的改革家呢?

　　其实这仅仅是太史公对商鞅本人的评价罢了，对于其政，他也书写商鞅变革的功绩。

　　《史记·商君列传》：“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遵其法。”

　　《史记·秦始皇本纪·过秦论》：”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鬬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虽是贾谊所著，但仍记于史记之中，可见太史公是承认这句话的)

　　其实不论秦汉，对商鞅变革使秦变强基本都是承认的。

　　《孟子荀卿列传》：“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

　　《货殖传》：“吾治生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

　　但是这仅仅是承认商鞅之法使秦国强大而已，其具体做法无论是在儒家亦或学派眼中，都是极为暴戾严刑的。

　　其一是商鞅之法毁周礼，好肉刑。

　　在商鞅之前，士人讲究刑不上大夫，此为周礼。商鞅对公子虔，公孙贾这些贵族使用肉刑，自然是毁坏周礼的表现，这对于一心想要恢复三代之治的儒家来说，是不可饶恕的。《董仲舒传》：“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

　　学派如道家讲究顺应天时人和，此等肉刑也是违反天理的表现;墨家更是不用多说，讲究兼爱非攻，秦国的一切在墨家看来都是恶劣的。而太史公自身也身受肉刑，自然是对肉刑极为痛恨。《汉书.贾谊传》：“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败。”

　　其二是汉代”过秦“大背景

　　汉代是推翻秦而建立，自然对秦政要进行相应的批判与反思。《汉书.五行志》：汉兴，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曰：“‘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蠲削烦苛，兆民大说。”从刘邦约法三章后，萧何增为九章，皆是汉初改秦严法的大势。

　　且汉初采用黄老无为而治之术修生养息，武帝之时采用儒家学说。这两种学说都时极力反对法家的学派，导致整个汉代都是以批评秦为主。

　　其三是《史记》之时代激变

　　司马迁身处武帝世代，正是从“无为”到“有为”，甚至过度作为的时期。

　　汉初高祖得天下之后，天下大敝，为了使百姓休养生息，从孝惠到景帝，都采用“无为”而治之策;除了边境虽有冲突，以及七国之乱外基本没有大战争。此时天下太平，百姓仓廪实衣食足，史称“文景之治”。

　　但到了武帝，年少而好武，为了一血匈奴之耻，连年发动对外战争，虽然极大得扩张了大汉边疆，但也耗费高昂;同时武帝自身也奢靡铺张，好大喜功，使得“文景之治”多年的积累被挥霍一空。

　　到了武帝后期，吏治败坏，国库空虚，武帝不得不大量启用酷吏来满足自身的需要;同时为了加强治，武帝采取“有为”之法，重用儒生，使得法令繁琐，时人不能尽读，这自然让司马迁想起秦国之时那严苛的法令。

　　遂在《史记》中对商鞅进行无情的批判，借此点醒武帝及其后世的君主，切莫忘记暴秦之事。《孝文本纪》：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后仁。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

　　其四是

　　在商鞅的《商君书》中认为只有使人民愚昧无知、朴实忠厚，人民才不易结成强大的力量来对抗国家和君主，这样国家才会容易治理，君主的地位才会牢固。

　　此类思想无论是放在哪个朝代都是非常极端的。儒家学派尤为痛恨，在儒家思想中，君王与士大夫乃共治天下，而非君王一人大。

　　总评

　　所以商鞅之法虽能使国家强大，但是其政太过严苛，其法太过残，其思太过极端;为了国家的强盛而无限期的透支国家的生命，为了强化君权而使得百姓愚昧无知，夫妻不能同住，父子不能同居，整个国家如同机器一般，在耕战制度之下尚且能延缓，但大一以后国家无战争却还不思悔改，最终二世而亡也不是没有道理。

　　参考：《史记·商君列传》、《战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