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官场生涯是怎样的?他的仕途之路有多坎坷?

  苏轼的故事大家的了解吗?今天为什么小编给你们带来全新的解读~

  说起苏东坡大家都知道他是北宋著名的文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一直被后人所追捧。苏东坡也有一颗想在仕途之路功成名就的心,但他的为官生涯却是命运多舛,期间曾多次遭贬,好不容易在宋徽宗时期大赦北还,却在途中病逝。大家一直都在研究苏东坡的文学如何如何,却忽略了他的为官之道。其实苏东坡也可以在官场上有一番作为,只不过他没有因为名利放弃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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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苏徐州

  自古文人就注重品质的锻炼与修养的提升,这关系到高尚还是卑下,关系到个体的小我在上、历史上的地位,“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孔子曾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苏轼(公元1036 - 1101),字子曕,号东坡居士,北宋著名诗人与散文家,其词赋与书画造诣也颇高,是四川眉州眉山人,宋仁宗嘉祐进士,其父苏洵与其弟苏辙都是文名显世,一门“三苏”,皆为大家。

  宋神宗时,苏轼上书力言王安石新法之弊,被外放到杭州,历知密、徐、湖等州。随后又被劾作诗讪谤朝廷,贬谪黄州团练副使。

  宋哲宗上台,又招回朝中,累迁翰林学士,因与司马光政见不合,又被贬到地方任职,一贬再贬,发配到海南儋州。

  宋徽宗即位,慕其人品与才华,被赦免北归,病卒于常州,传世有《苏东坡集》等著作。

  苏轼二十二岁时随父苏洵以及弟弟苏辙赴京城礼部进士试。

  主考官是当时文坛泰斗欧阳修,一见苏轼的试卷《刑赏忠厚论》,惊讶高才,本想置为第一,又疑此文为自己的门生曾巩所写,为避嫌取为第二名。接下来复试《春秋》对义,苏轼还是拔得头筹。

  欧阳修感慨地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可喜可喜。”称苏轼“学问通博,资识明敏,文采烂然,论议蜂出”。

  经欧阳修以及朝中重臣元老韩琦、富弼等重量级人物一致推荐,苏轼一举成功,名满京师,连宋仁宗都非常欣赏他的才干与文章,宋仁宗“初读轼、辙(其弟苏辙)制策”大喜曰:“朕今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欧阳修去世,苏轼无争议地成了文坛盟主,天下的文士皆倾慕之,著名词人秦观拜见苏轼后说:“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苏徐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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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心系黎民百姓

  苏轼任地方官期间,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好事,在人们的心目中具有口碑,享有很高的声誉。

  宋神宗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苏轼调任到徐州,刚上任不久,黄河在澶渊的曹村决口,徐州地处下流,洪水奔临徐州城下,高两丈八尺,情况非常危急。

  苏轼挺身而出,指挥抗洪抢险。当城墙就将坍塌,人心浮动,有钱的人争相出城避难,苏轼立刻制止,认为“富民出,民皆动摇,吾谁与守?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将出城的富户又劝了回来。

  为了抗洪,他亲赴军营,对带兵的将领说:“河将败城,事急矣,虽禁军且为我尽力。”

  感动了将领,带领军队加入修筑东南长堤的行列。

  暴雨一直下个不停,城墙几乎被淹没,苏轼“庐于其上,过家不入”,指挥吏民“分堵以守”,经过七十余天奋战,战胜了洪水,保全了一城百姓的生命财产。当他离任,方圆百里的老百姓流着热泪赶来送行,父老“洗盏拜马前,请寿使君公”,苏轼也感动地哽咽,说出“水来非吾过,去亦非吾功”,这该是怎样的大情怀。

  宋哲宗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苏轼在杭州任职时,更是关心民苦民疾,当时适逢大旱,饥荒瘟疫漫延,苏轼奏请朝廷,减免老百姓赋税。

  第二年又疏通治理西湖,挖出来的淤泥筑成了一道长堤,将西湖分为里湖与外湖,在长堤上夹植,造桥六座,这就是今的“苏堤”。因此杭州老百姓非常感激,“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为活着的人所立的祠堂)以报。”

  苏轼在职权的范围内尽心尽力为老百姓做事,践行着自己强国富民的主张。

  因为苏轼出身于一个较寒微微的小地主家庭,对老百姓的甘苦非常了解,步入官场,出于责任感,努力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问题。他赋诗曰:

  崎岖世味皆尝遍,寂寞山栖老渐便。

  惟有悯农心尚在,起占云汉更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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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强烈的责任感

  强烈的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是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具备的。关注时政,提出主张,做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苏轼大半生宦海沉浮,却披肝沥胆,指陈利害,献策进言。

  宋仁宗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刚刚步入官场的苏轼,年纪不过二十六岁,就向朝廷进呈策论二十五篇,是有关国计民生与国家方针政策的论文,“所进策论及所答圣问,大扺皆劝仁宗励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

  如厉法禁、抑侥幸、决壅蔽、专任使、较赋役、去民、省费用、定军制等等。

  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又上呈《思治论》,提出“财之不可丰,兵之不可强,吏之不可择”的“三患”,是“存亡之所从出,而天下之大事也”,“决不可不治”,强调了“卓然有所立”的主张,表达了富国强民的强烈愿望。

  宋神宗上台,拜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实行变法,随后又升任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加大推行新法力度。新法受到以司马光为守的所谓“保守势力”的反对与。

  苏轼一生,几乎与王安石变法运动相始终,不可避免地卷入这一历史洪流中,还曾一度被推到风口浪尖上。

  苏轼拥有的见解,与王安石的新法有很多共同点也有某些方面反对的主张,反对激进,倡导循序渐进。

  苏轼与司马光私交甚好,虽然他被归入司马光一派,但政见也存在差异,有分歧。于是,王安石当权排挤打击他,司马光当权也诬陷攻击他,令他难以在朝中立足。

  但苏轼无论得势还是失意,在朝还是地方,都心系国家与黎民,表现出的人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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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君子无“朋”

  苏轼一生守正不阿,特立不群,深知正邪不两立,无论是王安石当权还是司马光执政,他都不随波逐流,他在《与杨元素书》中说:“昔之君子,惟荆(指王安石)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指司马光)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表明这两个人都是君子,但不会任人唯亲,要保持“不随”的个性。

  苏轼身正而无所畏惧,“拙于谋身,锐于报国”,赢得后人崇高的评价。

  南宋孝宗说苏轼“养其气以刚大,尊所闻而高明”,铮铮铁骨,浩浩丹心,是我辈学习的道德君子。

  苏轼说:“君子不恶人,也不恶于人”,其意是说君子不讨厌人也不被人讨厌。他正是一个这样的人,胸无城府,率性坦荡,不因个人好恶或恩怨去区分好坏与恩怨,包容与大度。能够不计前嫌,与王安石朝堂上争议,私下非常友。

  当王安石二次罢相退居金陵钟山之麓,苏轼由黄州贬所又转为汝州团练副使,舟经金陵,他特意去拜访王安石,谈文说艺,相互唱和。

  苏轼写有《次荆公韵四绝》,其中一首道: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王安石读了,感慨地说:“十年前后我便不厮争”,这该是怎样的君子之风。

  王安石变法失败,司马光执政,为了国家大事,苏轼与司马光激烈争论,弄得非常不愉快,而私下里苏轼非常敬慕司马光的人品,欣赏他的才德。

  孟子曰:“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也就是说穷困不失去大义,得意不离开道德,今天依旧焕发着活力。

  苏轼一生,非常推崇陶渊明洁身自好的品质与守,曾经写下“只渊明,是前生”的话,可见他们拥有共同精神追求与高尚的品质。

  苏轼歌曰:

  卧看落月横千丈,起唤清风得半帆。

  且并水村欹侧过,人间何处不巉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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