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为什么只用了十几年就解决了蒙古问题?原因是什么

  还不知道清朝为何只用了十几年就解决了蒙古问题的网友们,

  建州女对蒙古的治有其特的优势,是传的中原政权无法模仿的。简单地说就是下层变游牧为畜牧,用“盟旗制度”来人员流通;中上层用笼络,打造共同的文化认同,贵族则直接互相和亲,达到满蒙共治的效果。
这种联系是如此的紧密,最终在清朝灭亡之后,汉八旗、满八旗和蒙八旗形成了超越原始民族的新的强势文化认同,称为“旗人”。

  这三条,没有任何一个中原王朝愿意做,也确实做不到。

  首先,实力只是基础,单纯实力,是几乎不可能的去同化和自己差异很大的原民族的。

  就现代的例子:前南斯拉夫塞尔维亚、波斯尼亚,黑山等等这些地方都不大,也都一在南斯拉夫下几十年了。但是当压力减轻之后,这些小国还是纷纷了。文化不同,各异,这不因为塞尔维亚具有优势,的几个小国就会心甘情愿地聚集在塞尔维亚周围抱团取暖。

  在清朝之前,中原王朝对原的政策不外乎三种:拉一派打一派,保持平衡,隋唐前期等中原王朝强盛的时候都是如此;有限的低烈度战争,在边境搞缓冲区,通过军事威慑和经济贸易来控制对方,宋朝和明朝后期都是如此;穷天下之物力,毕其功于一役,打出几十年的和平,汉武帝、隋炀帝都是这么想的。

  问题在于这三策,都需要中原王朝能镇得住场面。就算是最不堪的南宋,也在稳住阵脚之后,和金朝取得了战略上的相持地位。唐朝在太宗和高宗时期,对原的控制力也是非常强大,突厥、突骑施、薛延陀……原的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谁冒尖就打谁,但是又如何呢?原上的人口源源不绝,不断的在互相的迁徙、仇中养蛊,打掉一波又养出来一波,唐朝的镰刀再快,也有割钝的时候,等到武则天上位,清洗了一名将之后,突厥果然就死灰复燃了。

  因为这三策,都依然还是区分“敌我”的。以术驭人,必然是貌合神离。拳头大能压服一时,不能压服一世。如果做不到把彻底赶走,那么想要正的降服,那么就需要模糊“敌我”的概念,让双方能够存在除了“我打不过你,暂时拜拜你讨点好处”的想法,还能有思想文化上的认同。

image.png

  在入关之前,皇太极就经常号召“满蒙一家”,以满洲与蒙古族相近文化、习俗来达到拉拢临近蒙古部落。而蒙古确实和建州毗邻,如果建州兵要入关打秋风——或者说要生存,就一定要和蒙古搞好关系。

  对中原的皇帝而言,蒙古归根结底只是边患,而对后金来说,这关系着生死存亡。所以后金的皇帝更愿意下本钱来拉拢蒙古,而本来后金和蒙古确实相对较接近,早期设计满文的时候,就借鉴了很多蒙古文的写法。到了康熙朝,就有了“兴黄教以安蒙古”的说法。蒙古贵族和牧民对黄教的尊崇是天然的,而清朝的皇帝也确实就能把黄教的请到宫廷里面来讲经,包括自己都可以皈依灌顶。

  在实际行动上,清朝皇帝也给了超然的和经济的地位,牢牢地把蒙古人都信奉的,和自己在了一起。在血缘同化上,满蒙和亲的力度远超汉唐。汉朝和唐朝的和亲是单向的,无非是定期送一些公主给原的头领,中原的皇帝当一个挂名的岳父,仅此而已。

  而当中原强盛的时候,很多原头领也愿意娶公主,当了皇帝的女婿,治的合法性就强了一些。当中原弱势的时候,送公主就不那么有用了——因为你送了,人家继续来抢,也没什么办法啊。

  满蒙的和亲则是互相的。皇帝会娶蒙古人做皇后,皇后的孩子可以做下一任皇帝,而蒙古贵族王公也能讨到清朝的格格做福晋,生的孩子同样继承家业。几代人下来,蒙古上层和满清上层通通都是亲戚,是正的从制度到血缘上的“满蒙一家”。而满蒙又都人少,作为占据高层的少数族裔,都面临着共同的压力,所以蒙古没有和满清内讧的动机。

  事实上,蒙古对满清的忠诚,确实贯彻了清朝的始终。有了文化认同,有了血缘羁绊,接下来就是盟旗制度了。原的活力在于迁徙,在于人口不断大规模流动中的残酷冲突,在血与火之间诞生出的强者,也获得了和中原王朝掰手腕的能力。盟旗制度恰恰就是了牧民的游牧范围,改游牧为畜牧。同时这种固定范围放牧,有稳定据点的政策,也让叠床架屋的官僚体系成为了可能。

  那么这意味着原民族特的粗放式管理优势也没有了,原上本来就不多的资源,又要分出去来供养盟旗的官僚,而这些官僚的权力,来自于中央。这样就把中原和原之间的地域矛盾,变成了盟旗内部的阶级矛盾。

image.png

  盟旗制度虽然是最实质性的,但是没有前面说的蒙古中上层和满清在文化和血缘上的认同,是执行不下去的。因为底层的牧民没有头领,归根结底是需要贵族带着他们和中原王朝干。而清朝狠的地方,就在于的能够放得下去身段来进行、文化和血缘上的融合。这一点上,不得不承认清朝治者是有一些“外邦人优势”的。

  很多事情是清朝的皇帝可以做,但是宋明的皇帝不能做的。如尊崇儒学,如果是清朝皇帝来做,儒臣们就会感恩戴德,觉得自己受到了很大的尊重;但是如果是明朝、宋朝的皇帝做,儒臣们会觉得理所当然,并且还可能挑刺。

  在尊崇教这个事情上,如果是明朝的皇帝天天请给自己讲经,还要自己皈依黄教灌顶,儒臣们估计要纷纷谏言了,但是在清朝这就是理所当然的。儒学对唐宋明的皇帝来说,是双刃剑,一方面创造了皇帝继位合法性的来源,同时皇帝也受到儒学意识形态。

  如夷夏之辩的桎梏;但是儒学对清朝的皇帝而言,则更加彻底的工具化——儒学的好处一个不拉,有的皇帝还能自认自己是“天生圣人,为君为师”;但是在具体做事的时候,又可以以自己“异族皇帝”
的身份相当程度上摆脱儒学的影响。

image.png

  当年王莽做了皇帝之后,要征伐匈奴,大司马严尤有一段名言:

  臣闻匈奴为害,所从来久矣,未闻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后世三家周、秦、汉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汉得下策,秦无策焉。当周宣王时,猃狁内侵,至於泾阳,命将征之,尽境而还。其视戎狄之侵,譬犹蚊虻之螫,驱之而已。故天下称明,是为中策。汉武帝选将练兵,约赍轻粮,深入远戍,虽有克获之功,胡辄报之,兵连祸结三十馀年,中国罢耗,匈奴亦创艾,而天下称武,是为下策。秦始皇不小耻而轻民力,筑长城之固,延袤,转输之行,起於负海,疆境既完,中国内竭,以丧社稷,是为无策。

  道理已经说尽了,中原王朝能做到的最好的状态,就是保持相安无事,在自己国力允许的范围内维持一下秩序。明朝没有做得更好,也没有做得更差。

本文由程序自动从互联网上获取,其版权均归原作者所有,文章内容系原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对观点赞同或支持。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