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魏蜀吴的经济政策如何?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屯田两个铸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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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纷纷民不安,东吴西蜀汉中原,那曹占了中原地,刘备皇叔驾坐在西川,东吴坐下孙权主,六郡八十一州他占了江东的半边天。

  这是“太平歌词”有名的唱段,东吴有没有六郡八十一州、是州大还是郡大,且不去管它,咱们今天的话题是换个角度看三国:三国有刀光剑影,也有经济暗战,曹刘备孙权的经济政策,是薅了谁的羊毛?

  后汉乱世,枭雄们或者挖坟掘墓养兵自重,或者搜刮民脂民膏弄得百姓“人相食”,只给手下吃桑葚河蚌的袁绍袁术兄弟死掉了,筑成屯粮的董卓公孙瓒也死掉了,踩着枭雄肩膀站起来的曹刘备孙权,之所以能成为把袁绍刘表刘璋等人都拍在沙滩上的后浪,也是有一定经济头脑的——任何朝代,打仗打的都是资源,你有多少粮,就有多少兵。

  屯田收税超过百分之五十,曹的盘剥是否很严重?

  在正史中,曹的“摸金校尉”和“发丘中郎将”到底是谁?这个问题没有答案,那是因为这两个军衔很可能是陈琳发明的,《为袁绍檄豫州文》为了军事需要而曹,是当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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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史实有一个“孤证不立”的原则,陈琳一家之言可以不予采信,正史中诸曹夏侯五子良将乃至许褚典韦,都没当过摸金校尉发丘中郎将,倒是记载了另外两位经济高手,是他们制定了在当时切实可行的足兵足食政策,让曹当上了三国三巨头的老大,也让汉献帝刘协不再挨饿。

  汉献帝兴平元年,也就是公元194年,大汉帝国的经济已经崩溃:“是岁谷一斛五十馀万钱,人相食。”

  大河无水小河干,地主曹家也没有余粮了,士兵们吃不饱肚子就打不了仗,曹只好裁减员工:“乃罢吏兵新募者。”

  一没粮就裁员,这种事情可一不可再,所以曹急得头发一把一把地掉:三十万黄巾降兵,要是都遣散了,没准又闹出张角羊角牛角来了!

  曹是不是那时候就急出了头风病不得而知,他把脑袋当做栏杆拍遍之后还是一筹莫展,这时候就有两个经济学家站了出来向他献上了安邦定国大计。

  这两个经济学家,一个叫枣祗,另一个叫韩浩。他们为曹想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正是这个办法,帮助曹在中原站稳了脚跟,即使在对刘备孙权的战争中失利,也不至于一败涂地弄得无家可归。

  枣祗、韩浩替曹想出的办法很简单,简单到只有两个字:“屯田”。

  屯田当然不是曹首创,也不是到曹为止,但他无疑是做得最好的一个。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正式下令在属地开战大规模屯田运动:“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

  曹当年屯田当年见效:“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

  曹的屯田制度,是曾经受过批评的,因为有人说他收税收得太狠了:官六民四,也就是打下一百斤粮食,曹收走六十斤。

  即使是桓帝灵帝时期,执行的也是“十五税一”甚至“三十税一”,现在曹要拿走一大半,所以很多人都认为曹是在薅老百姓的羊毛。

  但是撇开时代背景说经济,那就是耍。在后汉乱世,一斤粮食就能决定一家人的生死,曹提供了土地耕牛农具,然后收取百分之六十的粮食,已经是宽宏大量让利于民无以复加了,所以当时的老百姓对曹还是感恩戴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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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末思想家船山先生王夫之总结出了曹屯田制的六大优点,并且感叹:“有此六利者,而粟米刍槀之取给,以不重困编氓之输运,屯田之利溥矣哉!诸葛公之于祁山也,亦是道也;姜维不能踵之,是以亡焉
。”

  王夫之赞叹曹的屯田制,可能也是有感而发:如果让李自成张献忠被裁撤之后都去屯田,让他们有吃有喝,广种薄收饿不死人,明朝可能就熬过小冰河时代了,努尔哈赤皇太极现在可能还在白山黑水之间采榛子呢。

  曹的办法是粮于民兵于民富于民,所以中原地区一直较稳地,反观刘备和孙权的边远地区乃至腹地,都很不消停,原来的天府之国硬是被刘备父子弄得“益州疲弊”、“民有菜色”。

  刘备和孙权的经济政策,把百姓都薅成了光头强?

  说曹薅羊毛,估计当时的中原百姓不会认同,而刘备孙权这对妹夫舅哥薅起羊毛来,那的是敲骨吸髓,把东吴西蜀百姓都薅成了光头强的。

  刘备这个人,读者诸君都很熟悉,一个是他“很仁厚”,另一个就是他很会享受:“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

  仅凭这一点,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刘备确实是汉室宗亲,因为这跟汉太祖高皇帝刘邦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刘备受过穷,所以取得天府之国西川之后,穷人乍富特别大方:“赐诸葛亮、、飞及关羽金各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万,锦千匹,其余颁赐各有差。”

  这些金银钱帛,是刘备通过正规手续发的奖金,荆州集团入川之后,早就抢得盆满钵满了:初攻刘璋,备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竞取宝物。

  手下一通疯抢,刘备的口袋也空了,往后要跟曹争夺汉中乃至中原,还要灭掉舅哥孙权(这时候刘备已经决定不要孙小妹而娶吴懿之妹了),这样的大规模战争,肯定是要花钱如流水的。但是刘备有言在先,不能不让部下抢掠,关羽在荆州看家,也不能不意思意思,于是刘备也开始像曹一样为生计发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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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手下有枣祗韩浩,刘备手下也有能人,这个能人叫刘巴,是一个敢瞧不起张飞的高傲家伙。

  这位汉末著名之子(其父江夏太守、荡寇将军刘祥因为对百姓盘剥过甚,民众起而之)刘巴,眼珠一转想出了一条绝户计:“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巿。”

  刘巴所说的“很容易”的事情,其实就是滥发货币,在金本位铜本位的汉末经济条件下,他用一斤铜制造出价值百倍的货币,而且还强制老百姓使用,由各级官吏拿着“当百大钱”去强制老百姓的东西,让蜀中士民的资产一下子缩水了百分之九十九。

  大户人家还好说,每天收入只有一两个铜板的小老百姓可就惨了。这就像后来的金圆券银圆券,原先一百块钱能买一头牛,后来一万块钱只能买一包火柴。

  这时候可能有读者不理解:同等重量的一个大钱当一百个用,这不是很方便吗?

  我们还是要放在当时的环境中来看问题:但是的金本位金融体系,铜和钱实际是可以画等号的,也就是说,铜既有流通价值,又有实用价值。如说一个大钱半两铜,那是因为半两铜基本等于一个大钱,现在半两铜变成了一百个大钱,而且要按照面值百姓物资,你不卖给他就要坐牢甚至头。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西川的百姓有一头价值一百个大钱的一只羊(只是个方,未必如此便宜),被刘备手下拿一个“当百大钱”买走了。这个西川百姓家里没了羊,就想到曹的地盘上去买,但是“当百大钱”到了中原腹地却只能当一个大钱花——人家还是按照汉朝的规矩,大钱“重如其文”。

  于是西川百姓的一百只羊,经过刘备这么一倒手,就变成一只了。

  如果说刘备治下的百姓够惨,那您是还没看到三国枭雄有多狠——刘备的便宜舅哥妹夫还狠:孙权直接铸造了“大泉当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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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说,如果东吴西蜀互相承认对方的货币,那么刘备当百大钱,到了东吴只能十个换一个,虽然东吴的“大泉当千”重一点,但还是吃亏了。

  可是当时的老百姓都不傻,中原曹更不傻,东吴西蜀的钱币到了中原,还是按重量算,这样一来,除了曹的治下,另外两国的老百姓,就只能欲哭无泪了。

  有时间记载差异的《通志·食货》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吕蒙定荆州,孙权赐钱一亿,钱既太贵,但有空名。”

  熟悉那段历史的网友们都知道,吕蒙定荆州是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20年),而孙权铸造“大泉当千”是赤乌元年(公元238年),时间对不上号。史料以此为例,其实是想说:孙权赏赐给吕蒙的一亿大钱,到了十八年后,已经缩水一千倍,变成十万“大泉当千”了(铸新币,肯定是要大家都把旧币拿出来兑换的),这些面值一亿的东吴钱钱拿到别的地方花,只能当十万。

  连功臣吕蒙后代的家产都要缩水千倍,寻常百姓就更可想而知了。

  结语:曹魏强而孙刘弱,差距不仅表现在地盘和兵力上

  纵观曹刘备孙权三位枭雄的做法,我们就能看出本质上的不同。同时我们也能看出曹魏强而孙刘弱,弱的不单单是地盘和兵力,还有远见和经济头脑。

  曹的做法是咱们大家一起来吃肉,我出案板和锅灶,然后我吃大块的,你吃小块的,大块和小块相差也不是很悬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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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备的做法是咱们一起来烙饼,你出米面柴炭,烙好了我吃百分之九十九,给你百分之一。

  孙权的做法刘备更进一步:我要吞掉千分之九百九十九。

  如果把咱们放在后汉三国年间,面对曹刘备孙权的薅羊毛经济政策,您会选择在谁的地盘上生存发展?

  以当时百姓的视角看来,后汉三国的经济战,其实是一家欢喜两家愁,至于谁家欢喜谁家愁,读者诸君肯定也有一个公正的结论。

  按照笔者个人的理解,欢喜的肯定是那些原本流离失所衣食无着的老百姓:曹给了我们土地和生产资料,丰收了,就多给他一点,歉收了,就少给他一点,一百亩地即使只打出一千斤粮食,我还能剩四百斤,一家三口有粥喝了。

  这就是例税跟固定税的差别:要饱大家一起饱,要饿大家一起饿——如果曹定的规矩是不管丰年灾年,一亩地必须上交多少粮食,估计老百姓早就到刘备孙权那里去花大钱当百、大泉当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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