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时期，女子接受的婚姻教育是怎样的？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首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王朝，受到蒙和汉二元文化的影响，女子的婚姻教育与前朝略有不同。下面为什么小编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婚姻由男女关系构成，婚姻问题与女性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女性作为“半边天”在中国古时候生产生活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

　　关于女子婚姻教育的研究一直是传女子教育中举足轻重的一部分，也是研究元代“女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择偶之教

　　选择什么样的家庭与个人为对象缔结婚姻关系，这是婚姻当事者及其家庭必然要考虑的问题。对此不同的家庭和个人各有自己的想法，同时受所处时代的制约，择偶标准又表现出普遍的性，各时期的择偶观具有自己的特征。

　　元代前期，人们在择偶时“男看家道，女重颜色”，继承了原蒙古族婚嫁传的择偶观。主张择偶时，男子要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女子要有丽容秀貌，倡导婚嫁论财产、美貌。蒙古族盛行一夫多妻制，而妻子多寡是由财力决定的，“男看家道”可以是牛、羊的数量，也可以是钱财的多少。

　　对女子“三从四德”方面的要求甚少，主要看女子的容貌，如一女子有上乘的姿色，白皙的皮肤，高挑的身材，清秀的五官，即使地位低微，也会成为男子聘娶的对象。择偶重财还表现在元代在法律条文中强调聘财的重要地位，大德八年规定：上中下三户聘礼在金银数量各不同。

　　如上户需金一银五，中户和下户在金银数量上的要求略有下降，彩缎和杂用绢的数量也少于上户之家。尽管元对聘礼之财做了，但聘礼数目仍远远高于唐代，不难看出，婚姻论财越来越严重。

　　另外，德行、门第也是择偶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元时期主张择偶时注重德行和人品，随着不断的汉化，元朝前期重财重色的择偶观有所变化，女子择偶教育也更接近于汉文化，这一时期很多家庭规范就教导女子在选择配偶时不要攀附高亲，要选择门当户对之家。

　　教导女子选择婚嫁对象时，要选择那些有家教且性格良好的人。不能因为羡慕对方家庭优越条件而违反选择配偶的本意。那种以强凌弱、叛乱之子，亦或是家族中有恶疾者不要与他们讨论婚姻之事。可见元时期也仍倡导婚嫁择其德行和人品。

　　由于蒙古治者实行四等人制，虽在现实中四等人制并不非常严格，但受风俗、语言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元代女子的择偶教育还存在着一定的门第观念。

　　据《元史》载：“薛必烈杰兒娶弘吉剌氏，生牙忽都”。二十七年，海都入寇，牙忽都在战争中丧妻失子，世祖抚慰嘉叹，把弘吉剌氏的女儿赐给牙忽都。仁宗时“燕帖木兒嗣，时年十有二，妃弘吉剌氏，速哥失里皇后之从妹也”。绰氏与弘吉剌氏世代通婚，是择偶门第观念的表现。

　　二、收继婚之教

　　元是蒙古族建立的政权。元朝建立后，治者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将人分为四个等级。蒙古人征服民族后，为保持其自身种族的纯血性，在早期非常强调婚姻教育，坚决反对蒙古人与族人通婚，实行蒙古族内婚，因而收继婚在蒙古人中非常流行。

　　当时收继婚制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侄收婶母、叔收嫂、弟可收兄作出舍婿收继寡嫂、小叔与寡嫂逃亡后亦准收继、叔可收继要守志的寡嫂、叔可收继未结婚的寡嫂”。元朝早期曾规定妇人要遵从收继婚制作为女子婚姻教育的内容之一。

　　随着的变迁，蒙汉文化的交融，这种严厉蒙古风俗被汉化政策下的收继婚制已不合乎发展的要求，不仅儒生反对，就是妇人女子也抗而不从。

　　如当时蒙古人乌古孙良桢，是坚决反对原蒙古族收继婚制的典范，按照蒙古族原有婚俗，父亲死后，就要收继母亲为妻，兄弟亡，则要收继嫂子为妻，而父母双方诸殒，则不受收继婚俗的。元时期，妇人女子反对收继婚的例子在《元史》中皆是。

　　有哈刺不花之妻脱脱尼雍古刺氏，不仅姿色上乘，而且擅长女工，二十六岁时夫卒，前妻有两个皆年轻力壮未娶妇，想要把脱脱尼收继之，脱脱尼誓死不从，两个百般求讨，脱脱尼破口大骂：你们与禽兽有何区别，收继母为妻，若我死后何颜面对你们的父亲，两个听后，渐惧，谢罪。

　　由此可见，随着汉化的加深，蒙古妇女已接受了“烈女不更二夫”的观念。在这种情况下，元在至元、延祐年间对蒙古族原有的收继婚制做了一些，规定侄儿不得收继婶母(至元七年七月)，兄收弟妻断离(至元十四年四月)，姑舅小叔不收继(至元二十六年六月)，兄亡嫂嫁小叔不得收(延祐二年五月)。

　　由此元代女子婚姻教育中要求妇女持贞守节、严守伦常便逐渐发展起来。使元代前期与后期的女子婚教形成明显的差别。

　　三、离婚与再嫁

　　元代受蒙古族婚俗影响，妇女的离婚和改嫁有一定的自由，不反对离婚，较前代略有变化，规定离婚有三种情况：一种为犯“七出”之状的出妻;另一种为犯义绝的断离;最后一种为夫妇不安谐的和离。

　　元代女子的婚姻教育沿袭了自唐以来关于“七出”和“三不去”的内容，“七出”和“三不去”分别是对妻子和丈夫提出的要求，当妻子具备符合“七出”要求中的任何一条时，丈夫可以根据“七出”之规要求离婚，元律规定“七出”的条件与前代无异：一无子;二佚;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嫉;七恶疾。妻子有“三不去”情况中的任何一种时，则丈夫不得与其离之，即“一，经持公姑之丧;二，娶时后贵;三，有所受，无所归，不得弃”。

　　《元史·刑法二户婚》中对男子休妻做了性规定，有利于女子权利的维护，有利于阻止男子滥用七去之条。但是，如果妻子有等行为，男子不得与女子离婚的“三不去”规定是无用的。

　　元时期家训中也有关于离婚的记载，《郑氏规范》规定：家里的女子如果有荡之事，当即驱逐出门，“若有妒忌长舌者，姑诲之，诲之不悛，则责之，责之不悛，则出之”。

　　可见，不仅男子滥用离婚之条，而且用“七出”之条女子行为。元代在唐宋基础上扩大了义绝的范围，且官府能够强制干预断离。和离犹如今的协议离婚，这无疑在当时是的，体现了元代在女子婚姻教育上对女子自的保障。

　　关于女子再嫁，元代尤其是在初期，采取较为宽松的政策，受蒙古族收继婚制度的影响，他们本无贞节观念，视女子再嫁是正常之事，不仅丈夫去世之后可以嫁人，即时丈夫活着的时候亦可以改嫁，因此在元朝初期女子婚姻教育很少强调从一而终、保持贞节。

　　元律也多处和多次出现“别行改嫁”、“听离改嫁”等文字样式，而且当时还非常尊重女子本人意愿，听取其意见，任其自由选择，规定：“妇人夫亡，服阅守志并欲归宗者，听扩其舅姑不得一面改嫁”。《元史》中也载：“诸女子已许嫁而未成婚，其夫家犯叛逆，应没入者，若其夫为盗及犯流远者，皆听改嫁”。

　　在改嫁之风普遍于的现象下，女子父母、公婆、亲友不仅反对女子守节，而且主动鼓励她们改嫁。《元史·列女传》记载丁从信妻李冬兒，信殁，父母呼归问之，曰：“汝年少居孀，又无子，为什么自立，吾为汝再择婿何如?”又有尹氏，夫殒，姑母劝其再嫁他人，尹氏不肯，姑曰“世之妇皆然，人未尝以为非，汝何耻之有”。

　　可见改嫁之风盛行。到元中后期，随着理学思想的传播，蒙古族治者逐渐认可中原传伦理道德观念，对女子改嫁在经济上做了一些，规定再嫁者之前的嫁妆由前夫之家做主。

　　除此之外，还对妇女改嫁做了时间上的，若女子未终制而见后夫、媒人等，在依服内成亲者，都视为违反法律规定，罚之。在《元典章》法律条文中还出现“男有重婚之道，女无再醮之文，生则同室，死则同穴，古今之通义也。”的规定。

　　可见，元中后期对女子再嫁有意，使改嫁之风有所收敛，但我们不可否认，女子再嫁仍是整个元代女子婚姻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

　　结论

　　元时期，女子多崇尚自由的婚恋，追求自己的终身幸福，想要把命运握在自己手中，女性的主体意识在这一时期有所觉醒。

　　因为元代是由少数民族治的，封建礼教的束缚有所松动，女子在爱情上较前代表现出更大的热情和主动，爱情为主题的元杂剧《西厢记》、《倩女离魂》、《拜月亭》等，都表现出元代女子对美好婚姻和理想爱情的向往，她们果敢的的冲破封建伦理道德礼教的约束，大胆的去追寻自己所向往的婚姻和爱情。

　　元代下层女子不仅要侍奉公婆，抚养孩子，还要参与生产劳动、养蚕纺织等，使家庭脱于窘迫的境界。她们亦渴求能对自己的命运做主，求得一丝身心的自由，因此她们不再像前代女性一味地顺从，而是开始反对封建礼教、家庭伦理的束缚，以及开始尝试对自己的夫君说“不”的权利。

　　处于下层的青楼女子对自由的向往，爱与家庭的追求更强于阶层的女子，只要不是继续留在青楼，她们就心满意足，为了这微小的梦想，她们奋力去斗争，去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