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氏的罪魁祸首不是屠岸贾,而是赵庄姬通?

　　赵氏的罪魁祸首不是屠岸贾,而是赵庄姬通?下面为什么小编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相关内容。

　　春秋中期，以晋楚为轴心的霸权之争仍在继续。然而，此时各诸侯国内部格局悄然发生着变化，公室出现衰弱迹象，而卿大夫家族则趋强大，公室与世族之间以及世族与世族之间的矛盾益构成的主要矛盾。期间，“各世族大抵皆转其视听以内向”，[1](P66)致力于内部的争权与兼并，各国世族之兴替此起彼伏，权力之转移随时变化。本文要探讨的是当时的霸主之国晋国的世家大族赵氏所遭受的“下宫之难”。

　　赵氏自西周晚期入晋，历经曲折，缓慢发展。至赵衰建辅国之功，赵氏始步入稳健发展的阶段。赵盾时期，赵氏发展呈现强劲势头，国内世族皆蛰伏其下，莫能与之争。然而，正应了“福祸相倚”一语，正当赵氏家族赫赫扬扬，尽占晋国风之际，一场危机悄然而来，几陷赵氏于灭顶之灾，此即历史上著名的“下宫之难”。在此事件中，赵氏遭受族诛之祸，几乎全族覆灭。

　　“下宫之难”是赵氏发展史上遭遇的重大挫折，是赵氏家族中衰的标志。由于赵氏家族在当时国内外均有重大影响，故而，它不仅是晋国而且也是春秋史上的一个。但是，记载春秋史事极具权威的《左传》及以信史而著称的《史记》对这一事件的叙述却有很大的出入，以致后世学者各执己见，聚讼不已。

　　仔细梳理历代学者的观点，大体可以划分出四种意见：第一，全盘否定《史记》的记载。持此种态度的学者人数众多，自唐代孔颖达断言其为“马迁妄说，不可从也”，[2]应和者历代皆有。尤其到了清代，支持这种说法的学者皆是，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认为“斯事固妄诞不可信，……史公爱奇述之”，赵翼在《陔馀丛考》中批驳其“荒诞不足信也”，马!在《左传事纬》中直斥其“无取焉”。当代学者杨伯峻也认为《史记》所载“全采战国传说，……不足为信史”。[3](P839)第二，肯定《史记》的记载。汉代学者刘向全信《史记》之说，并将其采入他所著的《说苑·复恩》及《新序·节士》等篇。第三，对《左传》和《史记》的记载采取“两存之”的态度。清代学者高士奇是其代表，他是从“存疑”的角度出发，认为此事属于“千古疑案，自当两存之”。[4](P450)近代学者韩席筹也抱相同的态度，但他是从不要轻易否定史料来源的角度出发，认为“当时所谓简书策书，不过治者片面文章，未必尽为实录，而街谈巷语稗官野史未必不出于现实，史家互见，幸勿以”牾为乖谬也“。[5](P329)此外，清代学者万斯大认为《史记》所载”其事未可全信“，但也有与《左传》相契合的地方。故而，我们也将其归入第三种意见。第四，认为《左传》与《史记》记载的并非同一事件。这是明代学者王樵在《春秋辑传》卷八中提出的观点，他说：“人所疑者，以据《左氏》，则赵氏之祸由庄姬”;据《史记》，则赵氏之祸由屠岸贾，其说“牾，不可强合。然尝深考之，则屠岸贾赵朔自一事也，赵庄姬谮同、括又一事也”。

　　近年来，又有学者对此事件重新进行考辨，提出了一些具有启发性的新观点，但仍存在值得商榷之处。鉴于这一事件对当时及后世均有重大影响，因而，廓清迷雾，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是极为必要的。下面我们就结合时代背景，分析相关史料，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一、“下宫之难”发生的时间

　　《史记·赵世家》记载这一事件发生在晋景公三年，即公元前597年。《韩世家》中也有相同的记载。然而，《晋世家》中却将这一事件记载在晋景公十七年条下，即公元前583年。很明显，《史记》一书所载出现了自相矛盾之处。《左传》记载这一事件是在鲁成公八年，即晋景公十七年，公元前583年。与《史记·晋世家》所载相吻合。如果就此做出“下宫之难”发生在晋景公十七年的结论，似乎有些急躁，难以令人信服。为了做出更为准确的判断，考察这一时期赵氏族人的活动情况是为捷径。据《左传》所载：

　　鲁宣公十二年(晋景公三年)，“夏六月，晋师救郑，……赵朔将下军，……赵括、赵婴齐为中军大夫，……赵同为下军大夫”。

　　鲁宣公十五年(晋景公六年)，“晋侯使赵同献狄俘于周”。

　　鲁成公三年(晋景公十二年)，“十二月甲戌，晋作六军。韩厥、赵括、巩朔、韩穿、荀骓、赵旃皆为卿”。

　　鲁成公四年(晋景公十三年)，“晋赵婴通于赵庄姬”。

　　鲁成公五年(晋景公十四年)，“原、屏放诸齐”。指赵同、赵括放逐赵婴齐于齐国。“秋八月，郑伯及晋赵同盟于垂棘”。

　　鲁成公六年(晋景公十五年)，“晋师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师救蔡，御诸桑隧。赵同、赵括欲战”。

　　其中，“赵朔将下军”参加晋楚之战又见于《史记·晋世家》晋景公三年条下;“晋始作六军，……赵括、赵旃皆为卿”也见于《晋世家》晋景公十二年条下。此外，据《左传·成公三年》记载，赵括、赵旃之所以晋升为卿是因为晋国“赏$之功也”，由此可以推出，他二人曾参加了鲁成公二年(晋景公十一年)晋齐邲之战，并立有功勋。由上所述可知，从晋景公三年至晋景公十五年，赵氏家族的主要人物依然活跃在晋国的舞台上。因此，“下宫之难”发生于晋景公三年的说法不攻自破，而《左传》所言这一事件发生于晋景公十七年的说法是可信的，这也是与《春秋经》的记载相吻合的。我们甚至可以依据《左传·成公八年》的记载，将这一时间精确到晋景公十七年(公元前583年)夏六月。

　　有学者言：“族大多怨，常成怨府;族君，易为君仇，一族发展过速反易招致君主的猜疑和他族的嫉恨”，[7](P139)这正是对赵氏“下宫之难”发生之外部因素的最佳概括。

　　(3)是赵氏内讧，它构成了“下宫之难”发生的内部原因。赵盾让嫡引发了赵氏家族内部嫡庶地位的变化，赵盾一支从此自居于赵氏庶子的地位;而赵括则由此获得了作为赵氏宗主帅全族的权力，即使赵盾一支在赵氏宗族内部也要服从大宗赵括的治。赵盾此举的主观意愿是使众兄弟和衷共济，维护赵氏家族的整体利益。但其用意，似乎并未得到其子赵朔等人的理解。赵盾去世后，赵朔先任为下军佐，后升为下军帅，其对于有关军政事务的处理，便明显地表现出与宗主赵括等人不同的态度。

　　赵朔娶妻赵庄姬，据《史记·赵世家》所载为“成公姊”，然贾逵、服虔、杜预诸儒皆以庄姬为成公女。孔颖达《左传·成公八年》疏云：“赵衰(妻是文公之女，若朔妻成公之姊，则亦文公之女。父之从母，不可以为妻;且文公之卒，距此四十六年，庄姬此时尚少，不得为成公姊也”。清人梁玉绳据此“谓‘姊’是‘女’字之误，或‘成公’是‘景公’之误耳”。[8](P1050)此说可从。庄姬既然出身公室，身份自然高贵，从以后事态的发展来看，她对于沦落为赵氏支庶显然心怀不满。因此，有学者推测“孟姬之谗”实有争夺赵氏嫡位的用意在内。[9]

　　“孟姬之谗”的直接导因则缘于赵同、赵括与赵婴齐兄弟的反目。据《左传·成公四年》记载：“晋赵婴通于赵庄姬”，赵同、赵括察知此事，遂将其放逐齐国。透过表象洞察实质，我们认为赵婴齐被逐另有缘故。从史籍记载来看，婴齐的能力远高于乃兄，这在晋楚佖之战中就已显露;其后，婴齐又较早地预感到栾氏对赵氏构成的威胁。他曾预言：“我在，故栾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忧哉”。[6](成公五年)可见，赵婴齐的能力对政敌栾氏有一定的震慑作用。利害关系非常明显，赵括等人依然坚持放逐之，显然是因为赵婴齐与赵庄姬的亲密关系引起了赵括兄弟的猜忌。赵婴齐被放逐可以认为是赵氏宗族内部矛盾发展的反映。

　　赵氏内讧不休，遂为他人所趁，“孟姬之谗”点燃了“下宫之难”的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