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为什么古时候的农民大多以失败告终？

　　接下来为什么小编带你追寻历史上实的农民，探索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历史故事。

　　我们常常以为，农民的失败，大多是因为农民首领太过朴实，缺乏斗争经验，而者太过狡猾。

　　一、农民三部曲

　　的确，在2000多年的历史中，发生了数不胜数的农民，而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都失败于此。

　　然而，这样的农民，都已经被扼在摇篮中了。他们的数量虽多，但在我们的史书上，却几乎都找不到痕迹。

　　而能够我们所知道的农民，本身就是极少数相对成功的案例，至少有一定规模，极大的打击了*朝的腐朽治的那种。而这个原因，并不适合他们。

　　因为能走到那一步的他们，本身就是时代的佼佼者，还经过了实践的千锤百炼，很多方面之那些成功的枭雄并不逊色。但他们还是没能建立长期稳定的政权，最终以失败告终。

　　而这，才是我们值得探究原因的那部分农民。

　　这样的农民也还是有很多，像陈胜吴广、黄巾大、孙恩卢循、隋末农民大、黄巢、王小波、红巾军、明末农民大等等。

　　这些，节奏上基本表现为三部曲：

　　1、起因是+天灾，赤地千里，基本上属于失控的状态，因此的规模非常巨大;

　　2、打败官军，占据州县，一代头目脱颖而出，但他们很快在官军的反扑中死去或转入地下;

　　3、低潮，+天灾，二代头目崛起，成功则推翻前朝建立政权，反之则循环第二步或直接失败;

　　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农民，我们都找不到痕迹的原因，因为没能引起广泛的共识，他们在第一步就扑街了，因此只能在某些地方官员的列传中找到蛛丝马迹。

　　而上述的大基本都到了第二步，都有几个我们耳熟能详的头目。然而由于斗争形势的复杂，第一代头目基本都以失败而告终，会暂时进入低潮。

　　如果朝廷不能解决+天灾的双重duff，那么很快就会迎来第二波。由于各种原因，历朝历代基本上没有解决的。

　　于是，就进入到了第三步，第二代头目如果能吸取第一代头目的斗争经验和教训，get到那个关键点，那么，接下来只需要重复刷劝课农桑、西讨、求贤若渴三个任务，基本就离成功不远了。

　　然而，这个关键点，并不是所有的二代头目们都能够get到的。

　　二、从贫农到地主的转变

　　为了解释这个问题，子彧尝试将农民做一个形象的喻。

　　某年某月，干旱/洪水/瘟疫袭击了一个村子，由于各种原因，贫农们没有饭吃了。于是大家都支持其中的一个贫农张三，武装起来到地主李四家抢吃的。

　　来到李四家以后，张三发现这里金碧辉煌，粮食满仓。于是经过反复的斗争，可能还会有牺牲，最后张三成功将地主李四撵走了，然后占据了地主家。

　　于是，贫农张三摇身一变，成了地主张三。这就是农民的第一步和第二步，也就是到了那个关键时间点。

　　以前，贫农张三不需要管三七二十一，只需要动手抢就可以了。然而现在，张三的新身份是地主了。

　　这是不是意味着张三不能像以前一样行事了呢?

　　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张三要如何才能够做好地主这个新身份呢?

　　答案是，向以前的地主李四一样，团结那些富农，共同向的贫农收租。而且同时，张三要废除李四乱收租的毛病，匀出一部分家里的粮食，在特殊时期帮衬着贫农们，这样才能够维持好地主和贫农那脆弱的关系。

　　如果不这样做呢?那么，又会有新的贫农或者地主将张三挤下去，张三又会回到贫农的身份或者直接被地主掉。

　　所以，这个关键点就是，从到收租的转变，从农民到地主这个身份的转变。

　　这就是大多数农民都没有get到的那个关键点，从者到治者的角色转变。

　　农民的前期，他们是旧秩序的者。因为旧秩序让大家都活不下去，所以大家都支持他们，引起的规模会越来越大。

　　然而，当进行到第二步的时候，他们往往没有完成身份的转变，又遭到旧秩序的强烈反扑，这也就是第一代头目基本会失败的原因。

　　而到了第二波，军的二代头目会轻车熟路的重复第一步和第二步。他们再次来到这个关键的时间点。

　　这时候，第二代头目如果能够意识到这个身份的转变，成为新的地主，那么就会成功。

　　但是往往，他们仍旧意识不到。所以，大多数农民，最终仍旧逃不过失败的命运。

　　三、活成自己讨厌的那个人

　　纵观各大农民，张角、孙恩卢循、黄巢、李自成、太平天国，他们都是因为没有适应好地主这个新身份而失败。

　　成功适应新身份的几乎就是刘邦和朱元璋等寥寥数人而已，而无疑，他们都成功了。

　　那么，同为枭雄，为何这些人连这一点都意识不到、都适应不了这个新身份呢?

　　我们的结构，从秦开始，宗族势力就被打散，拆成了一个个小农家庭。中央集权之下，是一盘散沙。

　　而将这盘散沙凝聚在一起，始终维持着的中下层秩序的，是随之崛起的一股的中坚力量。他们通过垄断的话语权，上通皇权，下达民间，成为掌控的关键力量。

　　在秦汉，这群人被叫做三老、豪强;魏晋，他们的名字叫做士大夫;隋唐科举制以后，他们又变成了官绅、乡绅群体。

　　他们的数量非常庞大，他们的组成良莠不齐，但在农民眼里，他们就是治者的代名词，控制着最基层的组织。这就是所谓的“皇权不下县”。

　　既然都闹到这个份上了，他们身上的黑锅肯定小不了，所以的队伍，对他们的仇视很深。这一点，双方都明白。

　　然而，他们对于建立秩序的重要性，是不可或缺的。也就是说，农民者要做好地主这个新身份，要合理收租，要重建秩序，缺了他们不行，得罪他们更不行。

　　以前是压榨我们的仇人，现在我却要依他们、礼遇他们，乃至捧着他们?

　　对于出身农民的军领袖来说，这个情感的转变，很难。同时，还要让他们相信这一点，更难。

　　这就是为什么刘邦入关，要跟三老豪杰们说“不欲费民”，而后一有重大政策都要反复召三老豪杰商量;

　　这也是为什么朱元璋在有了自己的根据地之后，先拜倒在小明王的脚下，后又宣布脱离农民的身份、以元的继承者自居。

　　这些看似没有多大意义，但实际上，却是在向整个宣布：我不是者，我是秩序的重建者，以后我会待你们，请你们相信我。

　　甚至说，要取得他们的信任，还需要反复的宣讲，很多次。

　　做一个形象的喻，这个转变就如同练武之人打通任督二脉一样重要

　　如果打不通这任督二脉，做不通他们的工作，像李自成一样，被拥簇着进入京师、却被同一群人一路追赶死，就是必然的结果。

　　然而，一旦打通了这一任督二脉，就得到了所谓的民心，什么劝课农桑、招贤纳士等等任务，刷起来都会变得事半功倍。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转变意味着要抛弃他们原来的身份，转而成为他们所讨厌的那个身份，那个曾经压榨过贫农的身份。

　　也就是说，农民成功的关键在于，活成“自己曾经讨厌的那个人”。

　　对于每个人来说，这都是难以接受的。就连朱元璋做了多年皇帝之后，都还对这一身份不太适应，其难度可见一斑。

　　但对于出身官僚和士大夫的人来说，他们天生就是这个身份，很快就能适应。所以很多农民的成果，最后都被他们窃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