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是明代思想家，为什么他最后却选择了呢？

　　李贽是明代思想家，是晚明思想启蒙运动的旗帜，是一位以“奇谈怪论”闻名天下的狂人和奇士。李贽的一生充满着对传和历史的重新考虑，这也是明朝后期思想变革的一个聚焦般的体现。

　　有明一代，他是最为猖狂和叛逆的“异端”
。他蔑视六经，挑战儒家之正，不以孔夫子之是非为是非。他是明朝第一思想犯，他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大自由思想家。若是走在明朝晚期的大街上，随口提到李贽这个名字，别说儒林学士了，就是贩夫走卒，都会双眼放光：“李贽又出畅销书了?还是上讲坛品孔子了?”热烈之情溢于言表，连顾炎武都有点酸溜溜，说是“一境如狂”啊。

　　思想家做到这个份上，成大众偶像了，肯定得受点争议。不过，李贽惹的争议实在太大，他一竿子捅到底，把深宫里的皇帝给惊动了。万历皇帝调来他的案子一看，出身没问题，履历很简单：先做官，后做和尚。正准备放他回老家算了，没料到李贽用一把剃刀在喉咙上轻轻一割，揭开了他狂放思想中最后的答案：做自由烈士。

　　做个傲慢清官又何妨

　　不管李贽是多么“离经叛道”，有何等“异端邪说”，他找到的第一份工作，还是做官。李贽祖上跟朝廷颇有渊源，曾奉命下西洋经商，虽不像郑和混得有头有脸，但总算富甲一方。可惜犟小子李贽1527年初冬在福建泉州出生时，明王朝已进入了嘉靖皇帝的第六个年头，“海禁”已起，家道中落。迫于生活压力，只好另谋出路，希望读书闯出一片天地。

　　天才儿童李贽一鸣惊人，12岁就写出《老农老圃论》，把孔子视种田人为“小人”的言论大大挖苦了一番，轰动乡里。这下好了，特长一栏既然填上“写作”二字，只好锦绣文章卖予帝王家。很快，26岁的李贽考中举人
。4年以后，谋得河南共城教谕之职，成为养家糊口的主力军。后世有欧洲人米卢对着足球说：态度决定一切。我们明朝高材生李贽的态度，就是对着官场轻蔑地说：我混饭来了。这决定了他做官仅有两个特点：一、傲慢;二、清贫。

　　首先来看看李贽怎么个傲慢法。

　　第一，他非但不像范进中举一样，给左邻右舍来点喜剧，反而坚决不再考进士。所以打这以后，举人李贽，只能在八、九品小官的基层岗位上接受锻炼，国子监博士、礼部司务、刑部员外郎……禄俸微薄，公务不多。

　　第二，从当官第一天起，他就耻于官场暗流，更鄙视自己为五斗米而折腰，于是履行完公务就“闭门自若”，摆明了不与同事打交道。

　　第三，他闭门是在钻研学问。一个12岁就敢把矛头指向孔子的人，那种天才般燃烧的自由思想、个人情怀益成熟，处理公务自然处处与上级唱反调，典型的“刺头”一个。

　　长期的傲慢让李贽的工资单很难跟上明朝经济发展的形势。混自己的饭虽然够了，但他早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单身贵族，他把家养得很不妙，未达到温饱水平。甚至在1564年，好不容易着祖父病故收了笔“赙仪”钱。扣除自己奔丧的费用，其余留给妻女买了田地，他满心以为能过上安稳子了。谁知从泉州回来一看：大旱，颗粒无收，两个女儿饿死了……

　　不过，傲慢和清贫绝不影响李贽做个好官。51岁时他得到一个正四品实职，云南姚安知府。这实在不是个美差，西部待遇不好，姚安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但这丝毫没防碍他建功立业。他迅速摸清民情，采用无为而治的方式。对民族纠纷，“无人告发，即可装聋作哑”，从不扩大事态。对民族上层人士，以礼待之，竭以至诚。三年任期下来，民族工作抓得有声有色，令云南巡按御史刘维刮目相看，要向朝廷举荐他。

　　按说，这该是一辈子颠沛流离的李贽官场生涯转折点。哪知道李贽听到消息，拔腿就跑，逃进了滇西足山里。天上掉下的馅饼他愣是不要，定要刘维替他交了辞职信，才肯从山里出来。25年的官场生涯啊，他实在累了，新婚的夫妻都熬成银婚的老伴，可他李贽，是永远熬不灭心里那把自由火、身上那股执拗劲的!于是，李贽离姚安，士民拥车，遮道相送，车马不能前也。

　　“学术和尚”也疯狂

　　辞了官的李贽心里非常难过。首先，他没有完成养家糊口的最低奋斗目标。其次，他还为生计丢掉了最高奋斗目标——学术。他还记得多年以前，在北京补了礼部司务的缺，有人嘲笑他说等了几年捞到一个穷得要命的闲职。他自己是怎么回答的：“我心目中的穷，同一般人说的穷不一样。我觉得最穷是听不到理，最快乐是过自己感兴趣的生活。十几年来我奔走南北，只是为了生活，把追求理的念头遗忘了，如今我到了京师这种地方，能找到博学的人请教，就是快乐。”

　　言犹在耳，可岁月已蹉跎。你看那女儿坟茔旧，你看那老妻红颜改，你看我这一把老骨头还能做学问吗?当然能。李贽想到做到。55岁的他携妻从云南直奔湖北黄安的天台书院，白天讲学论道，夜宿好友耿定理家中，主业是门客，是家庭教师。不幸的是，他招收女、个性要解放、个人要自由的“异端邪说”，与耿定理的哥哥、刑部左侍郎耿定向的正观点激烈冲突，双方水火不容。

　　耿家门人也分成了两派，彼此用拳脚来解决理问题。耿定理一去世，李贽就从耿家搬出来，迁往麻城，投另一位知己周思敬，开始了孤寂的学术流浪。这一回，李贽似乎吸取了教训，不住朋友家，住寺院。第一站，住维摩庵，算是半僧半俗的“流寓”生活
。第二站，住龙湖芝佛院，在周思敬资助下读书参禅。

　　李贽一定想不到，他与寺院结下“孽缘”，顿时让耿定向得意地笑起来：“小样!总算逮着你的把柄了。”李贽还以为得来全不费功夫，清净了，于是把妻子、女儿、女婿送回泉州老家，“既无家累，又断俗缘”，正式登记为芝佛院的常住客户和职业作家。书写到高兴处，索性剃发留须，故意摆出一副“异端”面目，俨然是个搞学术的老和尚，如此便是10年。

　　结果，李贽火了!举国上下，满城尽是李贽“粉丝”。工部尚书刘东星亲自接他去山东写作;历史学家焦竑替他主持新书发布会;文坛巨子袁氏三兄弟跑到龙湖陪他一住三个月;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和他进行了三次友好的交流;全国各大城市轮流邀请他去做访问学者。李贽一开坛讲学，管你是哪座寺庙，在什么深山老林，和尚、樵夫、农民、甚至连女子也勇敢地推开羞答答的闺门，几乎满城空巷，都跑来听李贽讲课。

　　这下子，李贽成了横扫儒、释、民的学术明星，明朝竟出了个前所未有的大众偶像。李贽学说，哪来如此魅力?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他流过浪，对中下层生活深有体会;他执过政，和学术精英有过思想的碰撞。两方面的经历，最大限度地激发了他自幼的反叛精神和个性思想。在几千年来“三纲五常”的“无我”教条下，喊出了人人皆圣人、可以有自我的心声。就冲着这一点，能不得到饱受压抑的儒学士子、平民百姓的欢迎吗?

　　剃刀下的亡魂才自由

　　表面上看起来，李贽生活形势大好。当然，这不是说他的物质生活。在物质上，李贽依然一贫如洗，而且脾病严重，身体渐衰老;过分燃烧的思想也像水蛭一样，吸食了他虚弱的体力。但是，他的学术成就让他觉得，幸福像花儿一样。可是，李贽晚年的生活环境迅速恶化。友人越是倾力相助，民众越是趋之若鹜，敌人就越是磨刀霍霍。

　　公元1603年，万历二十八年，76岁高龄的李贽回到了龙湖，打算结束多年流浪的生活，终老在此。此时，老对头耿定向终于发难了。而且，是一个李贽做梦都想不到的罪名：僧尼宣。顽固的正思想卫道士，指责李贽作为一个僧人，不节欲，倡，有伤风化，怂恿黄安、麻城一带的士大夫“逐游僧、毁寺”。顽固的地方官吏，以“维护风化”为名，指使歹徒烧毁李贽寄寓的龙湖芝佛院，毁坏墓塔，搜捕李贽。

　　老头李贽，只好再次出逃，躲到河南商城县的黄蘖山中。他终于意识到生活小节上的狂放不羁，也能带来百口莫辩的后果。其实，李贽剃发颇有苦衷。头一条，天热头痒，又写书无暇，干脆不梳不洗，剃掉省事。再一条，做官20多年，约束受够了，如今辞职做学术，竟然又被家人约束，不是催他回去，就是前来找他。还是没有自由，不如剃发明志：我就是不回家了。

　　又一条，好不容易学问有成了，上又冒出很多闲人，指责他是“异端奇人“，还是不自由。说来说去，青丝诚可贵，若为自由故，为何不能剃?李贽剃发，表明了他对世俗的厌倦胜过了同情，他实在想让自己快乐一点。但是，剃发虽，出家却假。李贽从来没有受过戒、拜过师。门下，简直是平白无故多了个荣誉。至于说李贽“宣”，已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76岁垂老之人怎能在芝佛院“挟”、“勾引士女”?

　　其实，在中国历代王朝，畏惧思想者思想的火花，却又不敢以思想的名义逮捕，这种事情并不少见。皇帝们总是害怕，一旦思想的罪名写进诏书公告天下，那不是让老百姓都知道有种叫“星星之火”的东西?那还了得，他们一学会，立即可以烧掉这金灿灿的宫殿。于是，各位大臣，众位卿家，快快替朕想个可治其罪的罪名来。

　　万历皇帝的大臣们想出来了：桃色新闻。大臣们声泪俱下地控诉着和尚与尼姑、、淑女的故事，万历皇帝听得很满意，他在逮捕令上做出了批示
：“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令下诏狱治罪。他的著作不论出版与否，一概查抄烧毁，凡收、保留者，严罚不怠!”

　　逮捕过程非常顺利。当时李贽就在北京通州的好友马经伦家里，他是应邀到此著书讲学的。听到抓他的锦衣卫到了，身体已经很羸弱的李贽竟快步走出来，大声道：“是来逮捕我的吧，快给我抬来门板，让我躺上去”。锦衣卫目瞪口呆，只好按照吩咐，把他抬进了。对死，李贽无所谓得很：“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等不来死，反等出祸”。

　　然而，万历皇帝并不打算让他死，思想的传播已经扼，桃色新闻又不是什么死罪，皇恩浩荡其实也很容易。于是，李贽既没受什么刑，又可以读书写字，牢狱条件不可谓不好。最终的判决书下来了，李贽一看：送回老家，地方看管。他顿时失望了：一个自由的斗士，怎么能够被看管?

　　公元1602年农历3月16，李贽于北京皇城，一名侍者为他剃头。剃好以后，李贽抢过剃刀，朝自己的脖子割去，顿时鲜血淋漓。侍者大急，问年老的犯人：“和尚痛否?”李贽不能出声，以指在侍者手心写：“不痛。”侍者又问，“和尚为何自割?”李贽写：“七十老翁何所求?”辗转两，终于断气……

　　他用一把剃刀追求到了他的自由。从此，宣告了明末思想界的沉寂，宣告了自由时代的遥遥无期，也宣告了对封建朝廷无声的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