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匈奴侵扰,晁错对汉文帝提出了什么计谋?

  晁错,西汉时期家、文学家,面对匈奴的侵扰,他向汉文帝献出了什么计策?下面为什么小编为大家带来详细的文章介绍。

  西汉初年,雄踞于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是汉朝最强劲的敌人,他们在其杰出的首领冒顿单于的带领下,时不时地对汉朝的边境发出侵扰,汉朝边地的军民可谓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冬,刘邦亲自率领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却被冒顿单于指挥四十万大军包围在平城的白登山(今山西大同市东北的马铺山)。最后刘邦凭借陈平献出的奇计才使匈奴大军退却。

  刘邦亲征都打不过匈奴,汉朝只好采用“和亲”的政策来与匈奴人维持和平。然而,即使如此,汉朝和匈奴也只是表面上以“和亲”的形式维系,实际上却一直处于战和不定的状态中。

  汉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夏,匈奴右贤王乘汉文帝新即位之机,率领匈奴大军入侵河套以南地区。

  汉文帝针对匈奴屡次和亲,擅自捕汉朝官吏和士兵,掠夺边地居民的财物和土地,果断发兵抗击匈奴的侵扰,这是自实行“和亲”政策以来,汉朝首次大规模发动军事打击入侵的匈奴。

  汉文帝派丞相灌婴率八万汉军,在高奴(今陕西延安北)迎击右贤王,又派中尉材官防守长安。汉文帝甚至还亲自到甘泉(今陕西淳化)督战,结果匈奴右贤王兵败逃出塞外。

  于是,汉军乘胜追击,汉文帝从甘泉到达高奴,并取道高奴去太原。不料就在这时,济北王刘兴居(刘邦之孙,刘肥第三子)发动叛乱。汉文帝闻讯立即罢兵赶回长安,平定了刘兴居的反叛。

  前元四年(公元前176年),冒顿单于又派人给汉文帝送来一封信,表示愿意跟汉朝恢复和亲。此时的汉朝也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以便恢复和发展经济,因此,汉文帝决定与匈奴恢复和亲。

  前元六年(公元前174年),汉文帝派人前往匈奴,双方约为兄弟,还送给冒顿很多贵重物品。过了不久,冒顿单于死了,其子稽粥继立,这就是老上单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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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上单于初立,汉文帝将一位宗室公主嫁给他,还派宦者中行说为陪嫁大臣。中行说到了匈奴就投降了匈奴了,并经常为老上单于出谋划策,劝他进攻汉朝,掠夺汉朝的财富,从此,匈奴与汉朝的关系又趋紧张。

  前元十四年(公元前166年) ,老上单于亲率14万大军入北地郡,进占朝那(今甘肃平凉西北)、萧关(今甘肃固原东南)、彭阳(今甘肃镇原东南),烧毁安定郡的回中宫(秦宫,故址在今甘肃固原),其前锋直抵岐州雍(今陕西凤翔)、甘泉(今陕西淳化西北),距长安仅200里,严重威胁汉朝都城长安的安全。

  汉文帝派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调集10万骑兵,驻防长安以备匈奴。又派卢卿、魏遨、周灶、张相如、董赤等人,大发上郡、北地、陇西等处兵马车骑迎击匈奴,苦战月余,才将老上单于逐出塞外。

  之后,匈奴仍然年年扰汉朝边地,掠大量人民,云中及辽东两郡受害最为严重。

  文帝后元四年(前160年),老上单于去世,其子军臣立为单于,仍以中行说为亲信,积极准备攻汉。

  汉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冬,军臣单于绝和亲之约,又对汉朝发动战争。他以6万骑兵,分成两路,每路3万骑,分别侵入上郡及云中郡,掠大批人民,告警频频传至甘泉和长安,京师为之震动。

  汉文帝派中大夫令免为车骑将军,率军进驻飞狐(今山西上),苏意屯句注(今山西代县西北),张武屯北地(郡治在今甘肃庆阳西北)。同时在京城长安附近,也派重兵防守。周亚夫驻守细柳(在长安西北),刘礼驻守霸上(在长安东南),徐厉驻守棘门(在长安北)。

  当时形势紧张,驻军戒备森严,随时准备应急。汉文帝到细柳慰劳将士,周亚夫甚至披甲持兵,说“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 (《汉书·周亚夫传》),简直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匈奴见汉军加强了守备,遂退出塞外。汉军也罢兵撤警。

  汉文帝在位期间,为了谋求安定的和平环境,对匈奴一直采取克制的态度。他继续执行汉初的“和亲”政策,避免大动干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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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这么多年来,匈奴虽然受益于和亲政策,但却极不信守和亲的盟约,仅大规模的扰就有三次,小的零星的侵袭更是不计其数,不但边郡人民深受其害,而且汉朝为抵御匈奴的侵扰,仅辎重转输一项,就耗费很大。

  面对这种困境,当时还是太子家令(太子府的总管)的晁错专门上书汉文帝,分析汉朝与匈奴双方在军事上各自的长短,指出匈奴是个擅长骑射的游牧部族,他们往来无常,入侵灵活机动,一旦发现守卫的将卒较少,则随时入境掠。

  如果朝廷不发兵救援,边民势必绝望而降附匈奴,而发兵人数少无济于事,人数多则远县救兵刚到,匈奴人却早已逃跑了。如果在边地驻扎防守,费用开支实在太大,不在边地驻守,匈奴人随时可以打进来。这样年复一年下去,则国穷而民不得安宁。

  于是,晁错向汉武帝献出一计,那就是“募民实边”,即在边地建立城邑,招募内地人民迁徙边地,每个城邑移徙千户以上的居民,由官府发给农具、衣服、粮食直到他们能自给为止。

  凡是接受招募迁往边地的老百姓,有罪的可免其罪,无罪的可以拜爵,或者免除徭役。迁往边地的老百姓,按行伍编制组织起来,平时进行训练,有事则可应敌,凡能抵抗匈奴人的侵扰,夺回被匈奴人掠夺的财富,则由官府照价赏赐一半。这样,使远方无屯戍之苦,而塞下之民又可相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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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文帝听罢,遂采纳晁错的计策,招募百姓移徙塞下,收到了“屯戍之事益省,输将之费益寡”(《汉书·晁错传》)的效果。

  不久,晁错又在《论贵粟疏》中,提出使民以粟为赏罚的“贵粟之道quot;,规定凡入粟朝廷者可以拜爵,可以免罪。而入粟塞下者,也同样可以拜爵和免罪。

  汉文帝再次采纳晁错的意见,令民入粟于边,还根据入粟的数量,规定了拜爵的不同等级。这对于抗击匈奴的扰、减省转输之苦,都有一定意义。

  汉文帝采取“募民实边”的办法,改变了单一轮换屯戍的制度,既有利于对边郡的开发,又大大加强了抗击匈奴的防御力量。这对汉景帝继续执行休养生息政策,解决内部诸侯王叛乱问题都起到重要作用,也为后来汉武帝彻底解决匈奴问题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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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文帝死后,汉景帝对匈奴虽仍实行“和亲”政策,但也继续实行“募民实边”的政策。随着汉朝防御力量益加强,匈奴对边地的军事扰也有所收敛。

  汉景帝在位16年间,匈奴入边侵扰次数大为减少,见于记载的仅有三次。规模最大的一次,即汉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六月,匈奴入雁门,攻至武泉(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北),又入上郡(郡治在今陕西榆林南),抢掠汉朝的苑马。汉朝官兵奋起抗击,战死者达2000人之多。除此之外,终景帝之世,匈奴没有大规模的军事扰。

  凭借着晁错提出的“募民实边”的政策,文景两帝在对待匈奴的军事侵扰,并非只停留在单纯的消极退却,而是以积极加强防御力量为主,从而达到避免和减少战争的目的,为汉朝的休养生息创造了和平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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