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地主制经济？辽国的阶级又是怎么构成的？

　　契丹诸部长官大王、节度使、都监、司徒等，握有管理部落的军事、行政、经济权力，有些家族则世预节度使之选。这些部落长官实际上就是本部分地的领主。因此，契丹人的部落只能是保留着部落组织形式的领主占有制组织机构。下面为什么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辽朝皇帝的斡鲁朵占有牧场、农田，有从事农、牧业生产的宫户，皇帝及诸王、公主、驸马、契丹贵族、官僚都是大大小小的领主。

　　早期投契丹治者并为辽朝的建立与巩固建有功勋的某些、渤海人上层，也不同程度地占有土地、人户，他们中一些人既是经营庄园的领主，也是出租土地的地主。圣宗时期的大丞相韩德让，在上京、中京、西京、南京、平州、奉圣州都有提辖司，管理属下各地的庄园。中京内省使、知宫苑司事李知顺，上京户部使冯从顺等在中京也有庄园。

　　随着的发展，诸王、公主等的投下州也发生了变化。到圣宗时，领主对属下的控制已益削弱，国家对投下军州的、经济管理职能益加强。领主占有制衰落。

　　太宗时，东丹国中心南移，留居原地的渤海人大批南迁到东京辽阳地区。他们中的富户、贵族多拥有部曲。在迁徙中，一些贫苦无力者又为富户所收容，故东京地区的渤海贵族、富户也多是拥有属民的领主。随着辽朝封建化程度的提高，东京的领主制也逐步向地主制经济转化。

　　南京、西京的大土地所有者，多以租佃方式经营地产。中京的奚人，也多将土地租给和渤海人耕种，他们或成为地主，或为小土地出租者。

　　寺庙的上层僧侣，是寺庙地产的管理者。由于土地来源不同，他们的佃户既有二税户，也有具有自由身分的国家编户。上层僧侣实质上是地租生活的地主。

　　由于商业的发展，辽朝境内也出现了富有的商人阶层，他们或经商于五京、州县，或来往于辽、五代诸国、宋境，有的甚至成为代表辽朝交涉的使臣，如辽太宗时的回图使乔荣经商于晋境，又为辽朝商业贸易的代表，并可作为使臣与后晋交涉政务。西京归化州的韩师训也是富甲一方的商人。

　　牧民、农民和手工业者

　　游牧的契丹人，编入相应的部落和石烈，在部落首领的管理下，在部落的分地上从事牧业生产，承担着部落和国家的赋役负担，没有朝廷和部落首领的允许，不能随意脱离本部。他们是牧区的劳动者、牧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是部落贵族的属民。

　　从事农业生产的居民被编入州县，包括拥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和租种地主土地为生的佃户。他们无论经济地位如何，都是具有自由民身分的国家编户，并承担着国家的赋役负担。寺庙的佃户多是贵族、官僚随同土地一起转赠的，是既向国家纳税又向寺庙交租的另一种形式的税户。

　　辽朝境内也有一些从事手工业产品制造的个体手工业者，他们同农、牧民一样是国家赋役的承担者和财富的创造者。

　　宫分人、奴隶和著帐户

　　宫分人的情况较复杂，就民族成分讲，有契丹人、奚人、渤海人、和乌古敌烈、女等诸部人。

　　究其来源，、渤海人和各部族人多为战争俘虏，契丹人则或为宫卫建立时析部族所得，或为自愿投附者，或后妃出嫁时陪嫁的媵户和贵族犯罪没入者。他们的身分、地位也不相同。有的享有自由民身分，占有一定数量的奴婢、部曲，本身就是领主、地主，并可任。

　　如宫分人中的八房子弟，是耶律欲稳的后裔。欲稳本为突吕不部人，自其祖台押时，就与耶律家族关系密切，有保护阿保机父辈之功。阿保机初置宫卫，欲稳率部曲来归，附宫籍，为宫分人。他官至奚迭剌部夷离堇，弟霞里为奚六部秃里，祖台押配享皇室耶律家祖庙。穆宗朝殿前都点检耶律夷腊葛，虽为宫分人，却与穆宗为布衣交，并占有宫户。

　　景宗、圣宗时的韩德让，位极人臣，却一直到和二十二年才出宫籍，赐国姓，隶季父房，并进而建文忠王府，一跃而成为斡鲁朵主人。他们不但是部曲、奴隶的主人，而且是辽朝的，他们的家族属辽朝治集团行列。

　　大部分宫分人是有少量财产的农、牧业劳动者，是领主占有制下的农、牧民，有自己的财产和家庭，享有较奴隶为多的自由，但对主人仍有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不经允许，不得脱离主人。主人却可按自己的意志将他们转送与人。他们承担的赋役，是主人的私人收入，同时按主人的意志提供力役。而他们承担的军役，则是以向主人提供的方式为国家的军事目的服务。

　　这一类宫分人，在地位上与诸部部民相似，而在名分上，前者为私人部曲，且人身依附关系较强，甚至可以被称为“奴婢”，后者为隶属于地方组织的国家编户，但编入国家州县的民户受着较多的控制与约束。

　　诸宫和贵族都占有相当数目的奴隶。他们从事某些手工业生产和供家内驱使，圣宗时的稍瓦、曷术二部，原来即由皇室、贵族的奴隶组成。他们当是战争俘虏和部落制末期沦为奴隶的部民。被编入稍瓦、曷术石烈后，由贵族私人奴隶转为国家官奴婢。宋朝也有拐骗人口卖到辽境为奴者。

　　著帐户是一种特殊的奴隶，他们是由犯罪被籍没的贵族组成的，最早被没入者是害遥辇氏联盟于越释鲁的蒲古只三族人。遥辇后期，他们被编入瓦里。阿保机死后，皇后述律氏将他们编为著帐户。世宗时，放免为良。此后，凡贵族、世官之家犯罪，便被没入，编为著帐户。“凡承应小底、司、鹰坊、汤药、尚饮、盥漱、尚膳、尚衣、裁造等役，及宫中、诸王祗从、伶官之属，皆充之”。他们是宫廷奴隶，皇室占有的奴隶。

　　著帐户的身分并非终身。原有的著帐户不断放免，新的罪犯不断没入，故终辽之世，“释宥、没入，随时增损，无常额”。

　　此外，诸部落也有瓦里，管理部落所有的奴隶，而在国家手工业作坊中从事生产的手工业者，也处于工奴地位。某些被贬黜的官员，也常被罚入作坊服役。如圣宗朝秘书正字李万因上书“辞涉怨讪”，被处以杖刑后，罚至陷河冶采炼白银。道宗朝北面林牙萧岩寿因反对和揭露耶律乙辛获罪，被流放乌隗路，“终身拘作”。

　　阶级关系的变化

　　辽朝是在游牧的部落联盟基础上建立的国家政权，它在制度、经济成分、习俗法规等诸方面必然还有某些部落联盟时期的残余和痕迹。建国后，辽朝治者不断扩张境土，治了农耕的渤海人和部分，又受到了来自封建经济、制度和农业文化的强烈影响和冲击，这就决定了辽朝境内的制度、经济关系及文化等方面几种成分并存且不断发生调整变化的进程。

　　在契丹人活动的中心地区，在部落组织形式下存在的早期封建制，即领主制占主导地位。部落组织转化为国家的地方行政机构时，部落显贵、开国功臣成为国家的上层治阶级，于是部落内部有了牧主、富裕的牧民和只有少量牲畜的贫苦牧民，部落节度使等既是国家的地方官员，同时也是本部的领主。

　　自大贺氏联盟时期起，契丹人中已经出现了奴隶，他们来自贫苦的牧民和战争俘虏。遥辇联盟后期，又出现了因犯罪被籍没为奴的贵族。但牧业生产不同于农业和手工业，不适宜大量使用奴隶，因而契丹一直停留在家庭奴隶制阶段。

　　建国后，牧业区仍有一定数量的奴隶，主要从事家内劳动、宫廷服务和手工业生产。随着封建因素的益增长，从事手工业等专业性生产的奴隶大批得到解放，编部为民，奴隶制的残余成分益减少。奴隶主要从事家庭、宫廷服务，供主人常驱使。

　　投下及斡鲁朵所属的民户，为领主、贵族的部曲。但早已有了身分的自耕农民长期被抑为农奴，是不能容的。由于投下是在国家准许的情况下建立的，他们就不可能完全摆脱国家的控制和约束。

　　投下户尽管身分是部曲而其地位实质上并不完全是领主的私属。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他们也在不断地改变着自身的地位。一方面投下军州益减少，投下户便随之转化为国家州县民户;一方面对领主的依附关系益松弛。以投下的变化为先导和动力，牧区的封建化程度益加深，发展的进程加快。这种变化自圣宗以来益深化。

　　进入辽朝治集团的和渤海人上层，在出租土地、收取地租的同时，也像契丹贵族一样建立庄园，占有大量部曲、人户，由地主又蜕变为领主，身兼地主、领主双重身分，这也是由其所处的环境和地位决定的。

　　在近燕云的奚人地区，租佃制经营方式较为普遍。因为它近农业区，有大批被俘和流入的，受燕云先进经营方式的影响，同时，也与契丹上层早期没有过多地向这一地带伸展势力有关。

　　总的来说，除战争期间外，西京、南京原有的经济基础没有因归入辽朝受到，而是在租佃制经营方式上继续发展。东京地区租佃制、庄园制并存。上京、中京地区变化较大，总的趋势是部落残余益减少，封建领主制逐渐向地主制经济过渡。

　　整个辽朝境内，早期决定性质的经济成分应该是领主制。与之相适应的辽政权也应是早期封建制政权。圣宗以后，地主制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