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官制度是什么？揭秘清朝文官制度的由来与发展

　　历史是一条长河，它奔流向前，无止无息。今天为什么小编为您讲述文官制度的故事。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国古时候的官吏制度延续和发展了数千年。而在整个官吏制度中，文官制度是特别重要的环节。

　　“武威克敌，文教治世”，历史上很多时间段，朝廷都奉行“重文轻武”的传。这样一种制度安排，既有来自理性的积淀，也有来自那些武力实现改朝换代的君王们对武力难以驾驭的恐惧感。

　　清代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各方面都高度成熟，文官制度也不例外。从定鼎中原之初开始，“文治”就成了清朝坚定奉行的基本国策。顺治七年，顺治对礼部发了一道上谕：“帝王敷治，文教为先”，重文轻武的传在宋朝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为了兼顾满人的利益，清朝不像明朝那样“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但翰林之职仍大多授予文进士，尤其是进士被选拔为庶吉士者，更受朝廷器重。“有清一代，宰辅多由此选”。

　　按照清朝制度，京城各衙门和地方行政长官均由文官担任，兵部尚书、侍郎以及各省督抚，虽有军事职责，但还是文官。征战时，奉命出征的大将军，很多是由文官调任。清朝有关文官的法律典籍很多，而武官的法律却很少。

　　清朝特别重视文官制度的原因

　　第一，与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动机一样，防止将领做大，以此巩固皇权。

　　第二，马上得天下而不能马上守天下，这是被中国历史多次证明的普遍治国经验。对满清掌权者而言，“上马能击贼”是家常便饭，但“下马作露布”却是难倒英雄汉。

　　只要缺少文治教化的本领，就难以治理好广阔的中原大地，辛苦打下的江山就逃脱不了“胡虏无百年”的国运。

　　清朝的治者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始终怀有忧患意识。他们知道，凭借勇武骑射击败明王朝，用武力征服人数众多的，但一旦开始御万民，就不得不将游牧文化融入到农耕文化之中，这就必须要依赖文官制度。

　　第三，缓和满汉矛盾。满清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治理汉族不可能全凭高压手段，而必须使其政权得到认同，利用汉族知识分子以汉制汉。

　　满清很早就认识到，治理天下必得民心，而得民心必先得士心。要获得汉族知识分子的认同，最有效的手段便是打开他们的仕途途径，通过恢复科举和重建文官制度能够让他们为朝廷效力。

　　从小接受儒家教育的知识分子，时刻都在考虑如何凭借自己的才学走进官场，为皇帝治国平天下。在明清交替之际，汉族知识分子中虽涌现出夏完淳、史可法，但更多的还是侯方域、钱谦益、吴梅村。

　　看到满清朝廷重视文治的态度后，儒生们边踊跃地参与到科举中，积极努力地成为文官队伍中的一员。于是便有了这样的诗句：

　　“圣朝特旨试贤良，一队夷齐下首阳。家里安排新雀帽，腹中打点旧文章。当年深自惭周粟，今翻思吃国粮。”

　　这是对儒生为了博取功名而改换门庭的辛辣讽刺，但撇开个人道德层面的争论，从国家的长治久安来看，清朝治者重视文官制度，对于巩固政权和安定，确实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清代文官制度的法律渊源与执行机构

　　文官制度作为行政法律的一个重要部分，其法律渊源包含在立法之中。重视文官制度的清朝，其文官制度的法律体系也相当完整。《大清会典》与《大清会典事例》是清代最主要的行政法律。

　　清承明制，以《会典》的形式规定朝廷的职责、编制、相互关系以及所掌政令。《会典》具有大清国家总章的性质，《乾隆会典》“凡例”云：

　　会典“以典章会要为义，所载必经久常行之制。兹编于国家大经、官司所守、朝野所遵，皆总括纲要，勤为完书”

　　清朝先后编修过五部《会典》，最早的《康熙会典》与《雍正会典》都是以《明会典》为蓝本，依葫芦画瓢，以官举职，以职举政，各条之尾附于例，典例合编。

　　到了《乾隆会典》，由于此前的规定经过实践已经较成熟，而具体的案例随着随着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因此遵循“夫例可通，典不可变”的原则，在编纂体例上做了重大改变。

　　《会典》被一分为二，事例部分成了单行的《乾隆会典事例》。后来的《嘉庆会典》，也沿用这一区分，只是名称改为《嘉庆会典事例》。《会典》中的图，在此时也被单列出，编为《大清会典图》。

　　到了清朝末年的《光绪会典》，各项内容都变得极为完，堪称中国古时候历史上行政法律的集大成者。全书包含典文100卷，图207卷，事例1220卷。

　　清代还有一种行政立法形式叫《则例》，它与上文的《乾隆会典则例》并不是一回事，而是朝廷各机关就本部门行政事务所做出的规范。从法理上说，《则例》从属于《会典》，它是《会典》施行过程中所产生的的实例。因此，也可以将《则例》作判例法。

　　《则例》来源于实案，但不是所有的实案都可以上升为则例。清制，每个部门定期都要对的实案进行修复查纂，那些符合《会典》基本规定而又在现行《则例》中未加记录的实案，要编入新《则例》，而与现行《则例》不符的实案，则必须在造册注明事由之后将原稿销毁。

　　道光十年之前，规定每十年修改一次《则例》。由于期限过长，难以满足现实变化的时效性，因此，道光十年定制，不必定限十年开馆重修。

　　清代朝廷各机关都制定了数目不等的《则例》，所以有清一代的《则例》非常多。既包括规范各机关整体事务的基本《则例》，如《钦定理藩院则例》、《钦定国子监则例》等等;也包括规范各机关中某一专项事务的《则例》，如《钦定吏部铨选汉官则例》、《钦定科场条例》等等。整个清朝的文官制度，基本上由这些规定构建起来。

　　关于清代文官制度的各项法律规定，最主要的执行机关是吏部。吏部作为清代文官制度的中枢机构，管辖的范围包含文官制度的各个方面。

　　吏部下设四司，分别为文选司、考功司、验封司、稽勋司。

　　文选司的主要职责是选缺补缺，得到官缺的人，自然会喜气洋洋;

　　考功司主要负责行政处分，意味着上头有人怒目而视;

　　验封司要处理官员的丁忧事项，丁忧说明父母或者祖父母去世，便会哀伤;

　　稽勋司主要负责嘉奖与封典，官员和稽勋司对接，往往会其乐融融。

　　因此，有称吏部这四司文“喜怒哀乐”四司。

　　清代文官的入仕途径

　　自古以来，朝廷都高度重视人才的选拔，力求能够汇聚天下英才为我所用。清朝也不例外，雍正就曾论述过“得人”与“为政”的关系：

　　“从来为政在乎得人，书曰野无遗贤，万邦咸宁。盖贤才登进，在位者多，则分猷效职，庶绩自能就理，而民生无不被其泽也”

　　清朝在前朝旧制的基础上，建立起了更为完和复杂的文官选拔制度。清朝的入仕途径，非常广泛，《清史稿》记载：

　　“凡满、汉入仕，有科甲、贡生、监生、廕生、议叙、杂流、捐纳、官学生、俊秀。定制由科甲及恩、拔、副、岁、优贡生、廕生出身者为正途,馀为异途。”

　　科甲是清代文官最重要的入仕途径，即科举考试中第的举人、贡士、进士。清朝的贡士、进士都有参加吏部选官的资格，但举人就不一定都能入仕。

　　贡生是指府州县的生员中被选到国子监读书的人，有岁贡、恩贡、拔贡、优贡和副贡五种，另有有生员或俊秀监生援例报捐贡生之例贡。取得贡生资格并不代表着可以做官，贡生做官还要经过一定的考核。

　　监生，是指不以贡生身份而直接入监读书的人。这类学生，又分恩监、荫监、例监、优监四种。

　　荫生，依家庭出生而获得官职的人。

　　议叙，因授官或授衔而无常例者，经部议而授予者。被议叙者，需要由督抚等官员保奏。如，因攻城有功而议叙，运米、栽种芦苇有功而议叙等等。

　　杂流，广义而言，只要是非正规途径入仕就是杂流。狭义上指由吏员为官。

　　官学生，指算学生、觉罗学生、景山官学生和咸安宫官学生等，他们通过一定方式可以获得低微官职，和珅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入仕。

　　捐纳，说得直接点就是花钱买官。这种制度渗透于清朝文官制度的各个环节，通过捐纳可以成为监生或贡生，也可以直接捐纳成官员，官员还可以通过捐纳升迁，甚至可以抵消行政处分。

　　清代选官制度的特点是重科举、重正途，同时注重维护满人的入仕特权。在重科举思想的指导下，大量汉族知识分子被吸收到官僚阶层，从而有效扩大和巩固了满清政权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