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的风气如何?的是一片黑暗吗?
谈及东汉,大多数人的脑海里会呈现皇帝昏聩懦弱,外戚干政,宦官专权,朝政黑暗的负面印象。然而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在《知录》讲:“三代以来,风俗之美,无尚于东汉”;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也有“东汉尚名节”的评价。于是东汉在我们头脑里的形象顿时变得凌乱,到底实的东汉是什么样的呢?笔者言简意赅的评价是:一个“五讲四美”的时代。
一、儒者气象
事情还要追溯到东汉开国的那一群人。不同于西汉的开国功臣集团多是市井亡命无赖之徒。东汉开国功臣则是一派儒者气象。譬如光武帝本人,少年时曾在长安太学读书,受尚书,通大义。功臣邓禹,年十三能诵诗,受业长安,早年曾与光武帝是太学同窗。同样经历的还窦融,耿纯,有樊准,寇恂,冯异,贾复等。故清人赵翼说:“光武诸臣,大半多习儒术,与光武意气相投。盖一时之兴,其君与臣皆一气所钟。”就连皇帝的警备部队都要人人通晓《孝经》。正是在这样的风俗下,形成了人人重名节,讲节。
西汉武帝尊儒术以来,儒学作为文教精英集团,被国家权力所扶持,所认可的阶层。儒学士大夫们在维护纲纪,秉持风宪的同时,也在修身成德,引领者的风尚。遂有了后来东汉的“清流运动”与“锢之祸”。
东汉的后期,一方面,士大夫在讲求名节的风气引领下,注重经明行修;一方面朝政上的宦官和外戚交替执政,士大夫集团和治集团就产生了深刻的矛盾,和激烈的抗争。这时候的士大夫集团就体现出激扬名声,批评时政,臧否人物的俠气张扬的士风。
二、轻死重气,义重于生
两次锢之祸中,被害的锢名士很多是主动投案或自决于死的。譬如巴肃,李膺,范滂,崔蹇等。李膺所谓:“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主动诣狱投死。与李膺一起同狱而死的荀诩死前称:“求仁得仁,又谁恨也”。侍御史景毅的是李膺的门徒,却因为被漏掉而没有被计入人的名单,居然主动辞官,并申请要把自己的名字补上去。名将皇甫归因为锢名单中没有自己的家乡人士,于是自表为人。
范滂是汝南郡的功曹,在锢之祸中的名声很大。汉灵帝继位后,大诛人。诏书下来,要抓范滂,本郡的督邮吴导抱着诏书,把自己关在驿站的传舍里,趴在床上哭。范滂听说后,主动来投案自首。县令郭揖听说后,把自己的官印和绶带解下,准备和范滂一起逃亡。
范滂对县令郭揖说,我不能拖累你,更不能让我的亲一起逃亡。后来,范滂被时,来看他说:“今天你和国家的贤士大夫李膺,杜密齐名了,没什么好悔恨的了”。在场的大家都潸然泪下。
另一个著名的人物是张俭。朝廷的通缉令下达后,张俭从家乡逃亡,走在路上困迫遁走,从而去路旁敲百姓家门寻求帮助。人家一听他是张俭,都冒着被连坐的危险来保护他,帮助他逃亡。后来张俭一路逃到山东东莱县,住在李笃的家中,县令毛钦拿着兵器追到李笃家门口,李笃保护张俭,就拉着毛钦说:“张俭是天下都出名的君子,他的逃亡大家都知道是无辜的,今天你就是把张俭抓到,你就心把他抓走吗?”
毛钦站起来,拍着李笃的肩膀说:“遽伯玉耻为君子,足下如何自专仁义?”你怎么能说只有你保护张俭,我不保护呢?李笃说我虽然喜好道义,如果县太你有这个表态,我知道你已经分走我一半的道义了。所以县令毛钦叹息而去,李笃就想办法把张俭送出关塞,送到北方去了。后来,凡是张俭逃命经过的地方,因为隐保护过张俭,有数十家都被族灭。史载“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
王勃在《滕王阁序》里曾写过“徐孺下陈藩之榻”,这个陈藩在汉灵帝时官至太尉。锢之祸时,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因为他是天下明臣,宦官本来是没有想要动他。可是陈藩听说锢之祸爆发,就带着自己的学生和官署冲进皇宫,跟宦官做最后的斗争。最后被宦官团团围住,抓起来害死在狱中。《后汉书》评价他说“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他没有其身的隐居起来不履行责任,而是以儒者的责任感作为自己的义务,以死相争。
三、虽千万人,吾往矣
无论是锢名士的不畏,身成仁;还是天下之士的奋迅感慨,波荡而从之,亦或是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顾,乃至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至今读来仍令人凛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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