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两江盐政有多混乱 盐商到底有多赚钱

　　今天为什么小编给大家准备了：清朝盐商，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快来看看吧!

　　清朝时期，江苏巡抚陶澍在任上干了五年，因清明政绩出色，被提拔为两江总督。在担任巡抚时，有深厚工作经验的陶澍，便对两淮盐政方面的弊病了然于心。

　　只不过，从前的陶澍资历不够，还没有能力改变这些弊病。

　　道光十年，五十多岁的陶澍春风得意，走马上任，升为两江总督。刚刚赴任，陶澍便向朝廷奏疏，递交了当地的盐务调研报告。

　　两江的盐政有多混乱呢?

　　陶澍指出：每一斤盐的成本仅十文钱，但在销往各处之后，就翻了几十倍。暴利驱使下，很多不法商人为了牟利在盐中掺入沙土，以次充好。寻常家庭的百姓，挤破了脑袋买高价盐;贫苦人家的百姓，连盐都吃不起。

　　高昂的盐价和民间的需求使私盐逐步泛滥，从盐务方面赚取的利润越来越少。面对这种情况，陶澍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必须革去商，另招殷实，而殷实之商，又必须明定章程，删除浮费，使不受总商摊派之累，然后肯来。”

　　简单来说，就是废除自康熙年间施行的特许总商包办的制度，用这种方式来解决官盐的垄断，通过竞争来平衡市场。

　　总商垄断了盐务，以此牟取暴利，这些人究竟赚了多少钱呢?

　　根据陶澍的调研，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这些地区，总商每年的办公费用高达七十万两，但即便如此，总商仍打着入不敷出的旗号从利润中支用九十万两。

　　这些钱究竟用于何处?的被用作行政开销了吗?

　　并非如此。

　　以当时的情况来看，新的盐政官员走马上任，修建官邸购置家具，这些开销加在一起还不到一万两银子，但每次总商向上呈报时，却要报出十万两。简简单单的一份公文，在外面只需十文钱的工本费，但总商却要向上报一千两银子。一千两银子一张纸，“洛阳纸贵”恐怕也没这么夸张。

　　这些浮费与摊补又是从哪里出的呢?

　　据陶澍调查，一方面是从府库中挪用的，另一方面则是由中小型盐商摊派的。所以，才会出现地方府库亏空，拖欠朝廷饷银的情况。中小盐商没有办法按照规定缴纳税金，反而加入到的行列中。

　　原本按照保守估计，两淮地区了一百七十万道盐引，每张盐引相当于三百六十四斤食盐，总量超过六亿斤。每年朝廷可以从中收取的盐税，大约为四百万两。除了盐税之外，地方的收入也应该有三百万两。这两项加在一起，相当于几个省的田赋。

　　但到了陶澍走马上任，尤其是在他来到府库中检查时，眼前的场面让他惊呆了。府库中一文钱都没有，只剩四千万两银子的窟窿需要填补。

　　四千万两是个怎样的数目?

　　当陶澍将情况汇报给朝廷之后，道光皇帝勃然大怒，立即任户部尚书为钦差，率户部侍郎前往当地调查情况，并制定改革方案。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巨大的亏空，肯定是因为此前的盐政官员管控不力，所以道光派钦差南下时，也让他们带去若干份撤裁令，摘去一众盐官的乌纱帽。

　　道光十一年，得到道光首肯的陶澍开始施行大刀阔斧的整改，颁布了十五条“两淮盐务章程”，其中包含了“裁减浮费、慎重出纳、裁选总商、疏浚运道”等一些细则。为了防止盐商继续夹带逃税，陶澍将每引盐增加到五百斤，并免除了部分税款，通过怀柔的方式让中小型盐商尝到了一点甜头。

　　因为没有民间资本的参与，所以两淮地区的盐务相当混乱，“淮南患于积盐不销，淮北患于无盐到”。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陶澍在淮北首次实行了票盐制，引入大量民间资本。老百姓只要从衙门买到了盐票，就能获得卖盐的权力，此举大幅加速了食盐的流通。

　　盐务中的这些弊病，很多都是吏治不清明造成的。

　　所以陶澍自上台以后，便废除了一些“潜规则”。每年盐政都要向总督送两万两的“过年费”，陶澍来到的第一年便收到了这笔钱，但他却将这笔红包费退还了。随后，陶澍贡献出了自己的养廉银，全部缴纳给户部。地方长官以身作则，一众大小官员哪里敢不跟进?有了陶澍的表率，两淮官员上行下效，一年下来便节省了十六万两银子的浮费。

　　陶澍在两淮施行盐务改革，总共用了八年多的时间。在陶澍上任之前，此前的淮南地方拖欠一千九百万两，淮北则拖欠盐税二百万两。道光十九年，经陶澍的一番整改，两淮地区的盐务情况大有好转。在八年的时间里，淮南淮北总共上缴了两千四百万两税银。对于老百姓来说，陶澍改革盐务的效果更是显而易见的。此前盐已成了一种难求的奢侈品，但在陶澍到来以后，盐价逐渐稳定下来，贫苦人家也能吃得起食盐了。

　　有人获得了利益，自然有人会蒙受损失。在陶澍改革期间，首当其冲的便是那些通过垄断获取利润的总商。

　　这些总商，在数百年的时间里以巨额的财富支撑起繁华的商业都市，随着他们的没落，两淮地区的繁荣已不复往昔。不过，我们不能将陶澍改革当成扬商穷困的首因。早在乾隆时期，两淮的食盐已经弊病重重。因为官盐居高不下，私盐泛滥猖獗，盐商的人数也越来越少。到了乾隆六十年，淮北的盐商仅剩下十二家，连乾隆都对此忧心。早年与乾隆结下“布衣之交”的豪商江春，因为官盐的不兴而破产，在穷困潦倒中与世长辞。像江春这样破产的盐商，在当时皆是，可见此时的扬州已面临陌路繁华。

　　江春破产的原因有不少，不单单是因为盐业的衰落。

　　江春为了招待乾隆这个“布衣之交”，无休无止地为其报销捐输，更是承担了乾隆六下江南的绝大多数开支。根据学者的研究，仅在1738至1771年间，商人便捐输给朝廷一千万两白银。到了1773年乃至嘉庆初年，捐输的银两更是超过了两千七百万。

　　盐商们为什么能获得暴利?

　　还不是因为他们有朝廷作为山。所以朝廷但凡有亏空，便要由这些商人报效，填补这些大窟窿。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生平最大的梦想就是完成“十全武功”的宏愿，但他的这些宏愿都是要花钱的，这笔钱该从哪出?只能“请”这些赚得盆满钵满的盐商意思意思。

　　到了后来，苗民、揭竿而起，两淮地区灾荒频发，为了应对庞大的军费支出以及灾后重建工作，从朝廷到两淮地方，皇帝大臣均将眼睛瞄向盐商的泼天富贵。在朝廷看来，这些盐商赚来的钱是花不完的，他们就像是不需要就能提款的提款机一样，能够源源不断地为国家支援金钱。然而，没有人意识到此时的两淮盐业已进入危机阶段。

　　道光二年，继江春垮台后崛起的豪商黄至筠，被大学士曹振镛。在此案件中，黄至筠涉嫌贪赃枉法，向中小盐商强行借贷。虽然黄至筠凭借财力化解了危机，逃避了法律的制裁，但这件事已经人尽皆知，成为黄至筠无法消除的丑闻。就在这一年夏天，两淮地区输送往江口的四百多艘盐船因无人领受而滞销，在江岸边停了半年时间。

　　到了陶澍上任两江总督时，扬州盐商已经抬不起头了。“查淮商向有数百家，近因消乏，仅存数十家，且多借资营运，不皆自己资本。更有以商为名，网取无本之利，并不行盐者。”

　　在这场资本的对决中，中小型盐商的价值已基本被榨干，唯有总商能通过垄断继续渔利。总商赚钱的渠道并非食盐本身，而是利用浮费与摊补管理方面的不当进行获利。

　　所以，盐商的数量越来越少，有本钱的商人宁愿去做一些不赚钱的买卖，也不愿意趟这摊浑水。

　　经陶澍改革之后，扬州便不再是一座繁华的大都市了。寄生于制度的盐商纷纷破产，大街小巷上再也没有豪掷千金的豪商了，花街柳巷也不会像以往一样贵客盈门。此前的盐商虽然凭借垄断谋取暴利，但他们却是扬州各产业的消费主力军。

　　很多行业，都是依托于盐商生存的。原本着傍大款衣食无忧的们，如今成了无人问津的野花。没办法，为了生存下去这些女人也只有辱求存。有些略同文采的，不惜违背礼教去私塾中当女先生;至于那些没有文采的，就只能自降身价，去窑子里作暗了。

　　为两淮盐务劳半生的陶澍病逝于任上，扬州亦繁华落尽，再无往昔的灯红酒绿。

　　参考资料：

　　【《清朝盐商》、《兴盛一时的大清盐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