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汤显祖与李贽有什么关系?

  历史朝代的兴衰与更替,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接下来为什么小编带您走进汤显祖李贽的故事。

  汤显祖早年就做了罗汝芳的学生,自小跟他学道,读“非圣之书”。后来又与激进的禅宗紫柏交朋友,尤其敬仰激进的思想家李贽,读其《焚书》,非常倾慕。他说:“如明德先生者(汝芳),时在吾心眼中矣,见以可上人(紫柏)之雄,听以李百泉(贽)之杰,寻其吐属,如获美剑。”

  汤显祖离遂昌任后,曾在临川和李贽相见。李在狱中后,汤显祖作诗哀悼。他还推崇反理学的达观(紫柏)禅师,称李贽和达观是一“雄”、一“杰”。他们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汤显祖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揭露、反对程朱理学和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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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喻为“东方莎士亚”的戏剧汤显祖,其一生经历嘉靖、隆庆、万历三个时代,那正是朝廷堕落、动荡不安的明代中晚期。

  在那样一个年代里,汤显祖以“人”“龙”“品”自勉,拒绝宰相辅臣的拉拢,蔑视贵胄的腐朽,直至临去世前,仍以“人”明志。他说,“人自有品,世自有公论”“仆不敢自谓圣地中人,亦几乎者也”。

  而同时代的思想家李贽也喜谈“人”,其“童心说”表现了对“人”“至文”之喜欢,对“假人”“假文”之厌恶。所以当“人”汤显祖遇到讲“”理之李贽时,将激发汤显祖怎样的创作灵感呢?可以认为,汤显祖的“情至说”正如袁宏道的“性灵说”一样,都是在艺术领域对李贽“童心说”的呼应。

  据《临川县志》卷十及徐朔方先生《晚明曲家年谱·汤显祖年谱》记载,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即《牡丹亭》问世后一年,李贽往临川造访汤显祖,面晤于城东正觉寺。

  汤显祖与李贽身交甚少,但神交颇厚,他是通过读《焚书》而成为李贽的崇拜者的。

  万历十八年(1590年),李贽的《焚书》在湖北麻城出版。那年,汤显祖正在南京礼部祠祭主事任上,见到李贽的《焚书》,就写信给担任苏州知府的友人石昆玉:“有李百泉先生(李贽别号百泉)者,见其《焚书》,畸人也。肯为求其书寄我骀荡否?”

  石昆玉是湖北黄梅人,黄梅与麻城相邻,故汤显祖向他访求李贽的著作。汤显祖写此信与《焚书》刻成同年,可见汤之心情迫切。

  汤显祖读了李贽的《焚书》之后,顿受启发,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赞道:“如明德先生者,时在吾心眼中矣。见以可上人之雄,听以李百泉之杰,寻其吐属,如获美剑。”

  按说,汤显祖与李贽的直接交往,远不如明德先生罗汝芳、可上人达观密切,但在汤显祖心目中,李贽的地位不在罗汝芳、达观之下,而且在他看来,李贽的思想“如获美剑”,更有锋芒,说明李贽对汤显祖的思想影响相当深刻。

  汤显祖很羡慕友人袁宏道与李贽有很深的交往,曾作《读锦帆集怀卓老》云:“世事玲珑说不周,慧心人远碧湘流。都将舌上青莲子,摘与公安袁六休。”袁宏道曾师事李贽,李贽的激进思想影响了袁宏道“性灵说”文学主张的形成,也为公安派的文学活动奠定了基础。

  汤显祖在赞誉袁氏诗文成就的同时,对李贽反传的文学思想表达了由衷的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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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历三十年(1602年)三月,汤显祖在家中听到李贽狱中的噩耗,不胜悲愤,遂作《叹卓老》诗以哀之。诗云:“自是精灵爱出家,钵头何必向京华?知教笑舞临刀杖,烂醉诸天雨杂花。”汤显祖说这位导师“笑舞临刀杖”,简约而准确地凸现出李贽的斗争精神和性格特点。

  李贽去世后,在明王朝严禁其著作流行的情况下,民间学者仍然坚持编辑、评点、刊刻李贽的著作。

  汤显祖为《李氏全书》作总序,盛赞李贽的著作“传世可,济世可,经世可,应世可,训世可,即骇世亦无不可”,对封建文化表示了强烈的,对李贽著作的流传起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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