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汤显祖与李贽有什么关系？

　　历史朝代的兴衰与更替，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接下来为什么小编带您走进汤显祖与李贽的故事。

　　汤显祖早年就做了罗汝芳的学生，自小跟他学道，读“非圣之书”。后来又与激进的禅宗紫柏交朋友，尤其敬仰激进的思想家李贽，读其《焚书》，非常倾慕。他说：“如明德先生者(汝芳)，时在吾心眼中矣，见以可上人(紫柏)之雄，听以李百泉(贽)之杰，寻其吐属，如获美剑。”

　　汤显祖离遂昌任后，曾在临川和李贽相见。李在狱中后，汤显祖作诗哀悼。他还推崇反理学的达观(紫柏)禅师，称李贽和达观是一“雄”、一“杰”。他们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汤显祖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揭露、反对程朱理学和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基础。

　　被喻为“东方莎士亚”的戏剧汤显祖，其一生经历嘉靖、隆庆、万历三个时代，那正是朝廷堕落、动荡不安的明代中晚期。

　　在那样一个年代里，汤显祖以“人”“龙”“品”自勉，拒绝宰相辅臣的拉拢，蔑视贵胄的腐朽，直至临去世前，仍以“人”明志。他说，“人自有品，世自有公论”“仆不敢自谓圣地中人，亦几乎者也”。

　　而同时代的思想家李贽也喜谈“人”，其“童心说”表现了对“人”“至文”之喜欢，对“假人”“假文”之厌恶。所以当“人”汤显祖遇到讲“”理之李贽时，将激发汤显祖怎样的创作灵感呢?可以认为，汤显祖的“情至说”正如袁宏道的“性灵说”一样，都是在艺术领域对李贽“童心说”的呼应。

　　据《临川县志》卷十及徐朔方先生《晚明曲家年谱·汤显祖年谱》记载，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即《牡丹亭》问世后一年，李贽往临川造访汤显祖，面晤于城东正觉寺。

　　汤显祖与李贽身交甚少，但神交颇厚，他是通过读《焚书》而成为李贽的崇拜者的。

　　万历十八年(1590年)，李贽的《焚书》在湖北麻城出版。那年，汤显祖正在南京礼部祠祭主事任上，见到李贽的《焚书》，就写信给担任苏州知府的友人石昆玉：“有李百泉先生(李贽别号百泉)者，见其《焚书》，畸人也。肯为求其书寄我骀荡否?”

　　石昆玉是湖北黄梅人，黄梅与麻城相邻，故汤显祖向他访求李贽的著作。汤显祖写此信与《焚书》刻成同年，可见汤之心情迫切。

　　汤显祖读了李贽的《焚书》之后，顿受启发，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赞道：“如明德先生者，时在吾心眼中矣。见以可上人之雄，听以李百泉之杰，寻其吐属，如获美剑。”

　　按说，汤显祖与李贽的直接交往，远不如明德先生罗汝芳、可上人达观密切，但在汤显祖心目中，李贽的地位不在罗汝芳、达观之下，而且在他看来，李贽的思想“如获美剑”，更有锋芒，说明李贽对汤显祖的思想影响相当深刻。

　　汤显祖很羡慕友人袁宏道与李贽有很深的交往，曾作《读锦帆集怀卓老》云：“世事玲珑说不周，慧心人远碧湘流。都将舌上青莲子，摘与公安袁六休。”袁宏道曾师事李贽，李贽的激进思想影响了袁宏道“性灵说”文学主张的形成，也为公安派的文学活动奠定了基础。

　　汤显祖在赞誉袁氏诗文成就的同时，对李贽反传的文学思想表达了由衷的敬仰。

　　万历三十年(1602年)三月，汤显祖在家中听到李贽狱中的噩耗，不胜悲愤，遂作《叹卓老》诗以哀之。诗云：“自是精灵爱出家，钵头何必向京华?知教笑舞临刀杖，烂醉诸天雨杂花。”汤显祖说这位导师“笑舞临刀杖”，简约而准确地凸现出李贽的斗争精神和性格特点。

　　李贽去世后，在明王朝严禁其著作流行的情况下，民间学者仍然坚持编辑、评点、刊刻李贽的著作。

　　汤显祖为《李氏全书》作总序，盛赞李贽的著作“传世可，济世可，经世可，应世可，训世可，即骇世亦无不可”，对封建文化表示了强烈的，对李贽著作的流传起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