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富甲两宋的江西,后来为什么衰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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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古时候史上,江西省的地位曾有多重要?可以先简单瞧瞧最近一千年,“江西籍”的中国牛人们,从“唐宋八大家”里的曾巩、欧阳修、王安石,到劈波斩浪的汪大渊,纵横大明朝堂的夏言严嵩,写下不朽唱词的汤显祖,贡献《天工开物》的宋应星,设计巍峨故宫的“样式雷”雷发达,痛打的谭纶邓子龙,甚至再看看唐宋元明清时代,一拨拨江西籍的状元,以及明清“朝士半江西”的盛况,每个姓名背后,都是流光溢彩的历史。

  不夸张的说,至少从唐末至战争前的中国与文化史,正是江西历史“串”起来的。而这辉煌历史画卷背后,正是强大经济在支撑。在中国从唐末至明清的经济版图上,江西的地位曾举足轻重,所谓“富甲两宋”的形容,放在江西身上,那不过是“客气话”。

  那当年的江西,到底有多富?北宋的一个半世纪里,江西人口增长两点六倍,到北宋崇宁年间时突破四百五十万人。江西的耕地数也突破六千万亩,雄踞宋代全国第一。北宋每年的六百万石漕米,江西就承担了三分之一。作为宋代“战略物资”的茶叶,江西的产量更占了全国三分之二。这何止是富甲天下?简直是支撑大宋经济的“顶梁柱”。

  到了明清年间,江西的经济地位依然是重量级。明朝年间,江西人口一度占到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洪武大移民”时代,迁移各地的江西移民,直接助推了明初经济的恢复发展。烟、甘蔗、油茶等经济作物,也在江西大量种植。手工业制瓷业蓬勃发展,“江右商帮”更享誉天下,江西的商货几百年间畅销天下。“三不见赣粮船,市上就要闹粮荒”成了通俗民谚。江西的富庶繁华,早已深入人心。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经济重量级”的省份,随着战争的一声炮响,经济地位为何却在近代史上悄然没落呢?要讲清这个问题,就要先理清一个事实:古时候史上的江西,为何曾经这么富?除了江西本土丰富的物产和发达的农业外,却还有两个发人深思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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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一条,就是大唐“安史之乱”后,江西得天厚的经济条件。“安史之乱”后,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东南经济与北方的联系空前加强,作为交通枢纽的江西省,地位也就扶摇直上。

  一方面,江西省内三面环山,鄱阳湖却在北部居中,境内饶江、赣江、抚河、修水、信江五大河流纵横,以鄱阳湖为中心形成密集水网。另一方面,京杭大运河的开通,提升了赣江的交通地位。连接岭南的大庾岭路,也变成了宽8至12尺的大路。放在中世纪的中国版图里,江西,就好似一条连接南北的大动脉。

  很多唐宋牛人的个人经历,更缩影了江西的“大动脉”地位:如唐代李翱赴任广州时,就是乘船从洛阳出发,走水路沿大运河到达浙江衢州,再经陆路进入江西上饶,经大庾岭路抵达广州。北宋年间大文豪苏轼被贬岭南,从黄州出发乘船过长江后,一路经过江西境内的江州、洪州、吉州等地,最后到达岭南。南宋大诗人陆游去四川奉节上任,从杭州乘船出发,也是要经过江西境内的江州等地,才可顺利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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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在那个时代里,别管哪路牛人,只要走长途。江西就是“绕不过去”的地方。

  而从唐宋年间起,江西的洪州(南昌)就成了水陆交通中心,从洪州向东从水路到杭州,再经大运河就可到洛阳。向南可抵达大庾岭后抵达广州。公认“川陆一大都会”。江州(九江)则是水运中心,从江州出发的船舶,沿长江向东可到扬州,向西北直达长安,向北直达洛阳,向西可到四川。也正是从宋代起,南方特别是闽南岭南地区的货运,基本都是“自洪州渡江”,如此位置,堪称中国版图上的“黄金地段”。

  坐拥如此“黄金要道”,外加江西当地丰富的物产与发达的农业,这时代的江西,是想不发达都难。但江西在中世纪地位的长盛不衰,更得益于其发达的手工业。确切说,是两个享誉天下的“核心产业”。首先一个,就是造纸业。

  说到江西手工业,后人第一反应,常是景德镇的瓷器,但江西的造纸业,意义也同样重要:中国古时候的造纸业发展到明代时,江西、四川、浙江、安徽、浙江是公认造纸重镇,其中江西的铅山、永丰、上饶等地,专以生产毛边纸著称。虽然毛边纸便宜,但需求量极大,此时明朝发达的图书业,更叫毛边纸成了“刚需”。

  江西的造纸业,也因此规模空前:仅仅是明代万历年间江西石塘镇一地,造纸业工人就有两千多人,且形成了“一槽四人”的精细分工。其强大的产量和空前的产业规模,令“天下之所取足”。铅山的地位也在明代快速升级,公认与苏杭、芜湖、景德镇、松江齐名的“五大手工业中心”。

  更值得一说的,就是同为“五大手工业中心”之一的景德镇。明清年间,是中国瓷器汹涌出口全球的时代,景德镇的瓷器产业,也就进入到空前火热阶段。明代的景德镇,除了有五十八座官窑外,还有九百多座民窑。景德镇每天雇佣的工人,总数多达万人,每年生产的瓷器,“成本价”就在一百八十万两白银以上。甚至还出现了“定制款”,即按照外商要求,生产欧洲人的餐具用品,只供出口海外。以荷兰人的感慨说:“这类瓷器在中国是不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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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过这样的强大产量与销量,甚至江西在明清经济版图里“五大手工业中心占其二”的地位。就知这当年有钱的江西,究竟强大在哪。

  而也正是这两个原因,让我们清楚看懂近代江西衰败的直接因素:首先就是交通地位的变化。战争后,中国的国门被轰开,京杭大运河的地位急剧下降,江西也受到了极大影响。南中国的水路运输,基本改为经上海转运各地,虽然江西境内的九江,依然是近代交通枢纽。但九江的物资转运,近代时多是连接湘鄂蜀各省,反而与江西“割”了。铁路建设也跟进较慢,昔的物流优势,早就荡然无存。

  “黄金地段”的身份不再,对于近代江西经济,显然是重要打击。

  更沉痛的打击,却是江西传手工业的衰败:特别是第二次战争后,九江成了通商口岸,纷至沓来的“洋商”,也把大量的“洋货”拿来倾销,直接冲垮了江西本土的手工业。

  如曾享誉天下的“铅山造纸业”,在清末“洋纸盛行”的风潮下,每年“售价不满十万”。同是造纸重镇的石城“歇业者十居”。曾卖火全世界的景德镇瓷器,面对“洋瓷”也“出口大减”。至于“夏布”“茶叶”等行业,或是“纷纷亏蚀收歇”,或是“所入不过非常之一”。到了十九世纪末,江西省的“采茶业”“布业”“航运业”“造纸业”都是“难免天演淘汰之悲”。“废业者逾半”成了常见现象。

  至于江西丰厚的物产,更成了外国势力的“提款机”:大量的凭借“特权”输入江西,到清朝灭亡那年,每年进入江西的就有十四万斤。江西本土的钨矿煤矿粮食等矿产原材料农产品,更被各类“外商”“洋行”压价收购,再制成工业品在江西倾销。仅1887年这一年,由于英国“洋行”的压价和垄断,江西茶农就损失了百万两白银,几乎任人宰割。

  昔享誉天下的产业,都已风光不再,晚清年间的江西经济,可想而知有多困难。

  而起这两条经济因素来,同样重要的原因,更有晚清王朝的失败治理。特别是战争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江西的铁路公路等建设非常缓慢,相反多年以来,江西还要承担大量的厘金负担。晚清1880年之前,江西境内“厘卡”遍布,省内货物流通,“厘金”往往要收到百分之三十以上。虽然后来也“裁减”,但直到十九世纪末,江西每年要被征收二百万两白银以上的“厘金”,几乎年年被盘剥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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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对外受冲击,对内受盘剥,曾经“为天下最”的江西省,自然也就在近代风光不再。这样一段历史,已是过往,今天正发展前行的江西省,未来一定更好。

  但这样一个过程,何尝不是近代中国落后挨打,在困顿苦苦挣扎的缩影?多少的反思教训,多少关于发展与自强的谛,尽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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