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变法主持者变成绊脚石,司马光是为了什么?
接下来为什么小编带你追寻历史上实的司马光,探索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历史故事。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力行改革的宋神宗病逝,时隔十五年重返京师的司马光进京奔丧,在太皇太后的支持下重返朝堂,打响了对王安石变法的反击战。
这一年也是司马光生命中的最后一年,67岁的他几乎将王安石新法尽数废改。
此后,他的名声因废除王安石变法而在忠之间“反复横跳”,而后人不知的是他也曾一度被宋神宗内定为变法的主持者,结果阴差阳错却成了变法的“超级绊脚石”,这又是怎么回事?
历史的颜色并非只有黑白,对司马光来说尤其如此
说到司马光,其幼年砸缸的典故家喻户晓,且史上确有其事,但他的人生绝非那一个典故告诉我们的所谓沉着冷静所能概括。
很多人说司马光不支持王安石变法,就像某些影视剧中说的那般因循守旧到迂腐邪的地步,可事实恰恰相反,他也是一个心怀天下的改革者,只是他眼中所见的大宋危机,与王安石有所不同。
20岁时他考中进士,入仕后是出了名的直臣,特别是在谏官期间早已看出大宋的财政困境,因而上了很多道札子,不断跟宋仁宗提改革建议说:“臣恐国家异之患不在于他,在于财力屈竭而已矣。”
这正是后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原因,而司马光早已发现这个危机,甚至对于经济改革也有自己的一套方案:一是停止官家滥赐;二是由上而下提倡朴素之风;三是减少冗官冗兵,肃清污吏,总结来说,事实上就是“节流”,节公家的流。
为此,他写了一系列奏章,如反对宰执无故迁官、反对皇帝上元游幸、反对宫中宴饮过多、反对增修宫观……几乎天天上书怼皇帝,完全就是个刺头,不怕死、不怕穿小鞋的那种,甚至胆子大到什么程度呢?敢联合宰相韩琦对宋仁宗早作册立储君、考虑身后事而谏言,哪怕后来宋英宗继位,要册封舅舅为宰相,也被他公开怼了一番,指责说外戚不得干政等等。
由此,瞧瞧他说的这些话、做的这些事,锐意进取、不惧皇权,唐之诤臣魏征也不遑多让,哪里像是个守旧的顽固派官员?
可是,就这么一个敢说话、敢做事,对大宋财政危机与经济改革还很有见解与办法的司马光,后来却为什么没有成为宋神宗推行变法的第一人选呢?
为何不用司马光?这是个清高的嘴皮子文人
治平四年(1067年),宋英宗的长子、20岁的赵顼即位,史称宋神宗,就在他即位第三天,主管国家财政的三司使就给他上交了一份报告,中心思想是:“百年之积,惟存空簿。”
意思是国家没钱了,扛不住了。而这也是司马光早年就曾预言过的。
按理说,大宋商业之繁华在中国历朝历代数一数二,为什么国家反而会没钱呢?原因我们在后文会讲到,在这里我们先讲决定实行变法的宋神宗为什么不选司马光来变法呢?
前文说司马光有自己的一套经济改革方案,事实上宋神宗想要变法,最早瞩意的变法主持者也是司马光,为此,这位年轻的皇帝将司马光拔擢到了御史中丞的高位上。
但是宋神宗同时看中了一个理财高手薛向,他认为这个人能够很好的协助司马光处理好财政问题,结果几乎就要被他内定为变法负责人的司马光却说“薛向乃邪”,而他判断理由是什么呢?他的理由是:在传士大夫看来,于理财的往往都是小人。
这下子宋神宗就不太高兴了,你司马光是既想当又想立牌坊?变法为的就是解决财政危机,到头来难道选一个不会理财的人执行改革?我看你是在逗我!
紧接着很快,宋神宗又找到司马光说:“朕旦有任命,朝野议论不止,恐非好事。”言下之意,若不强化中央权威,加强皇权,恐怕变法改革是绝对难以开始的。结果司马光又来一句:“这是好事,尧舜尚且难以知人任,陛下新登大位,若任用邪绝非社稷之福。”
宋神宗听罢,当是火冒三丈,大有一种“错付心给渣男”的心态,此后又是几轮问策,司马光每回都要怼,总之是用理财人士不行,加强皇权推进变法不行,与民争利也不行,用谁谁不行。这一刻,司马光不屑谈钱的文人清高展露无遗,在他心中似乎有一种“任用邪之臣掌权国家穷困潦倒还可怕”的认知,有一种“清官才是好官、不谈钱的读书人才是君子”的认知,这也是他后与老朋友“轻理论重实干”的王安石越走越远的缘故。
而对宋神宗来说,曾被他寄以厚望、赖以任的司马光就此被打上“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标签,再也与变法无缘。
之后,宋神宗召见另一位主张改革的大臣王安石,问王安石说:“如果让你执政进行改革,你会怎么做?”王安石坚定地说:“变风俗,立法度。”就此,宋神宗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而司马光这个清高文人被他毫不留情踢出了权力中枢。
王安石变法失败,司马光废法成功,其实是双输
那么,司马光与王安石在这场变法中所持的态度、得到的结局为什么会这么不同呢?我们总结来看,说白了,这是屁股决定了脑袋。
对宋神宗来说,改革变法的敌人是谁呢?从他与司马光的几次谈话中我们知道,这个年轻的皇帝冷静而睿智,他很清楚,变法改革的阻力恰恰就来自朝廷内部,这也是他任用王安石的缘故,因为王安石提出解决财政危机的方法区别于司马光提出的“节流”,而是“开源”。
所谓开源,是从各个阶层全面推进的变法,为了发展经济,增加国库收入,首先动的就是既得利益者的酪!
那么,既得利益者是谁呢?
上文提到,以大宋商业之繁华在中国历朝历代数一数二,为什么国家反而会没钱呢?
其实说到底这和当时的赋税有关,当时的赋税收的是跟“田产、地产”有关的,商业税什么的没有,再加上立国百年土地兼并严重,“国之蛀虫”士大夫阶层各个名下都有田有铺,个个都不需要缴税,这么多因素加在一块,所谓“富于民”,而一旦要动手征收这些个“国之蛀虫”的赋税、商税,变更财政法度,马上就会跳出来一群人指责国家“与民争利”,这就是改革的内部阻力,所谓动了既得利益者的酪,而这群利益者大多都是士大夫阶层。
这就是王安石变法第一个要搞的对象,而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功败垂成,一方面是后来宋神宗受到一系列压力,对变法的态度摇摆不定,并且英年早逝;另一方面是王安石不仅动了士大夫阶层,还因变法推进过于急躁,之过急,把商贾和平民百姓的利益也侵害了,不止没有所谓的“不加赋而国用饶”,反而成了正的“与民争利”,富了国家,穷了百姓,导致了整个层面上的反对浪潮。
而在王安石变法因其去世失败后,司马光主持的废新法呢?从表面上看,他成功废除了王安石变法。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司马光并非守旧顽固派,他本质上也是改革者,只是他的变法思想一直都是“节流”,所谓国民经济是一个常量,“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国家要理财,得克扣自己,不能取之于民,否则就是与民争利,侵害百姓的利益,造成人怨。
总结来说就是,守旧的“节流”思想改革者司马光认为王安石变法与民争利,得废除,趁着宋神宗、王安石先后去世,一顿王八拳下来成功废除新法,结果却造成“辛辛苦苦几十年,一朝回到”,王安石干的白干,司马光嬴的也白嬴,对大宋百姓来说是瞎折腾了这么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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