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固是东汉少有的忠正大臣,为什么却死呢?

  李固是东汉时代著名的忠正鲠直的大臣,他坚决与梁冀一派腐朽势力作斗争。他表现出来的坚贞、勇敢的斗争精神,与梁冀以及屈从梁冀的人相,成为受到群众赞扬的另一种典型的历史人物。

  少年时代就胸怀大志

  李固,汉中南郑人,出身于一个官僚家庭。他的父亲李邰,长于河图、洛书、风星之学,汉安帝时,做过太常、司空。少帝时,做过司徒,曾参与拥立汉顺帝的谋划,被封为涉都侯,但他却辞让了,大概是出于“乱世不当官”的缘故吧?李固自少年时代起就胸有大志,虽说是一个贵族子弟,然而毫无纨绔的习气。他好读书,常不远千里,跋山涉水,寻访名师,研究学问,研究人生。他的知识面广,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博古通今。在太学里,也从不因自己是大官员的子弟而傲视同窗,同学们与他多年共学,都不知道他是朝廷大臣李邰的。看来李固自学生时代起就不同凡响。他又结交四方有志之士,很多读书人慕名而向他求学,他不急于功名,当时的司隶校尉五次推举他做孝廉,益州刺史又举他做茂才,他都没有答应和接受,有的官府连连召他去做官,他也托病退去。他不愿在学业未成之前,过早地踏入宦海。他虽然不急于去朝中做官,但他还是不断挂牵着国家大事,对于当时外戚宦官的专横造成的,更是忧心忡忡。王纲失坠,政不行,每每想到这些,他心中就难于平静。

  李固生于永元八年(公元96年),到顺帝时,他已是“三十而立”之年了,是该参与朝政的时候了。那时梁冀的父亲梁商已握朝廷实权,并精心培植梁家势力。就李固的气质和个性来说,对这种外戚专权的局面又怎么按耐得住呢?他自己要勇于参与朝政,也劝导别的有识之士不要在黑暗势力面前退缩。

  顺帝即位,梁商掌权,为了掩饰外戚专权的相,有意征召一些天下名士来朝廷当官,但多名不副实,其中唯有黄琼为李固所钦佩。然而黄琼又极不乐意。当李固得知黄琼已上路了,马上写信给他。李固写道:“听说您已渡过伊水、洛水、即将到万岁亭,……如果说应该做一番济世安民的事,现在正是时候了。有史以来,清明政局少,世俗混乱的时候多,倘一定要等待尧舜那样的圣君,那末,有志之士就永远无做事的时机了!常言道:‘坚直的东西易断,洁白的易玷污’。阳春之曲虽然高雅,但和的人少,名声大的人,很难做到名实相符。近来有些被朝廷征召来的人,不是‘名声太盛’就是‘纯盗虚名’,但愿先生深谋远虑,大展宏图,以付众望。”李固言行一致,他对黄琼的要求,也正是自己所要身体力行的。

  对政局的设想

  顺帝在位时,东汉政局不稳,加上发生天灾,人心就更不安了。阳嘉二年(133年),有地动、山崩、火灾等异常现象,似乎天在发怒,警告当政的人们。朝廷为此特下诏书,要求人们指出时政弊端,提出良策。在大家推动下,李固出来“对策”,一开头他就疾愤地说:“古时候,当官是凭着品德,而今,当官只是凭着‘财与力’,多数官吏都以伐而获得声誉和迁升,而为政‘宽和’不结营私的人,反而遭到‘斥逐”。李固的矛头所向,首先对准外戚。他总结历史经验说:“自古以来,后妃家族之所以很少保持长久,主要是因为他们爵位高,权柄重,而又不知克制退让,终于不得不颠仆毁败。不要讲远,在此之前外戚阎氏专权受祸就是一例”。他不避讳地指出,“当今梁氏不仅垄断皇后的位子而得到很高的爵位,而且梁氏子弟都跟着做官。掌握权势,这是明帝、章帝时所未见过的事,应除掉以步兵校尉梁冀为首的大权,使政归朝廷。”李固还将矛头指向宦官,他建议:“罢减宦官,夺其重权,设常侍二人,小黄门五人,使内朝与外朝同出一门,合为一家,如此太平可致。”最初,顺帝看了李固的建议之后,就取消了封宋娥的打算,诸常侍也都叩头请罪了。但这都是先做做表面文章,装装样子。李固自己做了一个议郎官。实际上梁家实权,不仅不减,而且梁商不久就拜为大将军,梁冀又升为河南尹,权势更加膨胀。而李固后来遭到诬陷,大司农黄尚为他在大将军梁商面前求情,仆射黄琼力保,才作罢。拖延很久,才再给他个议郎官。不久,他被外调去做广汉的雒令。他一路赴任,在车子上颠簸着,心中的感触万端:不能在朝中整顿的,到一个小地方去做地方官又能起什么作用呢?当他走到白水关时,终于下定主意,他解下印绶,回到故乡汉中,闭门不与人交往。大将军梁商认为李固与一般反对派不同,还有可用之处,故对李固采取一打一拉的策略。当李固在家赋闲不到一年的时间,又提拔他为从事中郎,回到朝廷。但李固毕竟是李固,并没有因为梁商给他升了官,而放弃反对外戚专权的斗争。

  李固对当时的梁商还看不透,认为他虽以皇后的父亲的身分辅政,但对自身还有所约束,假如他能带放弃权势,外戚专权的事就好解决了。于是,李固上奏,建议梁商辞退高位,作个表率。李固写道:“爬得太高则有危险,水太满了则会溢出来,月圆了会缺,头当顶就向下移。如今大将军功成名遂,为了保全名声和享有福寿,避免忧祸,可以自动引退。假如你能这样,就不是一般的贪荣禄好权位的外戚之辈所能同而语的了。我之所以这样讲,是为了报答你知遇之恩。”结果呢?梁商却不解李固的一片赤诚,不领李固的情。于是,梁商又借故将李固调离朝廷,去做荆州刺史了。梁商死后,梁冀继承父职为大将军,而李固还在地方上,他曾告发他的直属部下南阳太守高赐的贪赃不法行为,高赐等害怕了,就去行贿大将军梁冀,求梁冀救救他,梁冀派人持文书急救,可是李固不买账,梁冀救之愈急,李固就抓得愈紧。后来,梁冀只得釜底抽薪,把李固调去做泰山太守。由于李固治理地方有政绩,声望愈来愈高,有志之士将振兴朝政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要求他回朝执政,梁冀出于的压力,不得不同意将李固调回朝廷,自此李固与梁冀在朝廷内开展了更激烈的斗争。

  坚决反对梁冀专权

  李固的着眼点始终是用人的问题,用他心目中正直的人去代替骄侈循私的外戚。他一到京师,就给顺帝上疏,强调治理国家以广集贤人为道。他指出,顺帝初即位时,曾聘南阳樊英、江夏黄琼、广汉杨厚、会稽贺纯,这对天下有智之士,鼓舞很大,都乐于等待录用。可是曾被召聘的人,一到朝廷后,并未正得到重用,如杨厚、贺纯托病还乡。黄琼久处议郎之职,得不到升迁。李固建议召回杨厚,重用已在朝的黄琼、周举、杜乔。与此同时,他还推荐了在野的陈留杨伦、河南尹存、东平王恽、陈国何临。清河房植。他的建议部分得到实现,顺帝征用了杨伦、杨厚等人,升迁了黄琼、周举,并任用李固为大司农。同时对朝政亦稍有整顿。

  正当年将三十左右的顺帝想依李固、杜乔、黄琼、周举等人有所作为之时,突然病逝。李固想改革朝政,没有顺帝这个依了。梁冀要阻挠李固改革朝政,必须抽掉李固的依,而李固要改革朝政,就必须要有一个可以依的皇帝。从而顺帝死后,立谁为帝,就成了李固与梁冀之间的斗争焦点。

  在梁冀的把持下,立了二岁的刘炳为冲帝,梁太后临朝听政,大将军梁冀参录尚书事,掌握实权。李固升为太尉。第二年幼小的冲帝死,再立谁为帝呢?李固有所警觉。他看中了“年长有德”的清河王刘蒜,于是对梁冀说:“现在再立皇帝,就应选年长有智慧有德性的、可以亲自主持朝政的人,不要再像邓、阎外戚利用皇帝的幼弱,愿大将军慎重考虑这件大事。”这正击中了梁冀的要害,梁冀怎么会同意呢?结果,梁冀一意孤行,立了八岁的乐安王刘为质帝。上次立帝,是李固略有疏忽而输了,这次李固先有劝告,梁冀不听,又输了。

  梁冀在立帝的问题上,虽然屡取胜,但是李固在朝,始终是梁冀的心腹之患。于是梁冀就纵容曾经被李固裁减的官员诬告李固。说什么李固假公济私,行为不轨,离间皇族、外戚、大臣之间的关系,网罗门徒,自成,有功则归于自己,有过则归于帝,任意斥逐大臣,作威作福。这是给李固画的像吗?不,恰是给梁冀自己画的像。是恶人先告状,何患无词?梁冀和梁太后大权在手:要一个大臣是很容易的,不过,现在觉得还不到非李固不可的时候,先给他一个警告吧。

  质帝虽然只有八岁,但很早慧,他把梁冀的专横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梁冀也很忌畏质帝,恐有“后患”。一次在上朝时,质帝看到大将军那副横行无忌的傲慢相,实在耐不住了,目指梁冀对群臣说:“此跋扈将军也”。这么一句话,尽管声音很小,但还是传到梁冀耳中,他深为恼怒。密使左右亲信,在煮饼中放了物,小皇帝吃了煮饼胸腹烦闷剧痛,他叫人赶快召有胆有识的太尉李固,李固匆匆赶到宫中,急问病因,质帝说:“吃了煮饼,腹闷,得水喝,还可活命。”梁冀在一旁阻拦说:“恐怕要吐,不可喝水。”话音未绝,质帝暴死,李固伏痛哭,要追查审讯侍医,梁冀怕此事泄露,对李固更加怀恨在心。

  在立皇帝上的斗争

  质帝死,下一步立谁为帝呢?当然是更为激烈的一场斗争,梁冀两次立幼主的得逞和质帝的惨死,更激励了李固在第三次立帝问题上要以死力争了。这次为了壮大声势,他联合司徒胡广,司空赵戒先给梁冀写信说:“天下不幸,近年之间,‘国三绝’,今当立帝,这是天下的大事,臣等明白太后的一片心意,将军劳。望详择一人,务必继存圣明,臣等也是愚忠一片,非常挂念此事。按过去废立的老章程,立皇位继承人,未尝不询访公卿,广泛征求大家意见,使之上应天意,下合众望。古语说:‘以天下给人易,为天下得人难’,我朝历史表明,皇位继承人立得准,就兴;否则就要导致灭亡,这是使人忧愁的事,也是最重要的事,岂可不深思熟虑?”最后李固大声疾呼地说:“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国之兴衰,在此一举!”李固写这封信的目的,是要告诉梁冀,在这次立帝问题上,你梁氏不能断行,我李固不允许你们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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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冀得书后,不得不召集群臣议论立帝的事。按照梁冀的本意是要立已准备娶他妹妹的蠡吾侯刘志为帝,这时刘志也正在京师。而李固联合胡广、赵戒、杜乔坚持要立清河王刘蒜,博得大多数朝臣的赞同。梁冀一时还拿不出理由来排斥众议,然而颇愤愤不乐。老谋深算的宦官曹腾猜透了梁冀的心事,看准了时机,从而在当天深夜访梁冀。他作为宦官权益的代表,以利害关系去说服梁冀,要当机立断,立刘志为帝。他对梁冀说:“将军累世为皇后至亲,摄万机,并且宾客又那么多,又颇多过失。清河王严明,假如他即位做皇帝,那么将军受祸的子必定不会长久了。不如立蠡吾侯,可以长保富贵。”梁冀何尝不知道曹腾所讲的这层利害关系,只是碍于群臣异议,一时还难于决断。经曹腾这一番煽动,就顾忌不得了。他怕夜长梦多,第二天又重新朝议。梁冀摆出一副气势汹汹的架势,一开口说话就言辞激切,机毕露,不容冒犯。自胡广、赵戒以下无不为他的所吓倒,都异口同声地说;“惟大将军之命是从”。唯李固与杜乔还坚持自己原来的意见,与梁冀争辩。骄横不可一世的梁冀,当然恼怒得很,无容李固、杜乔辩驳,厉声宣布“罢会”。坚强的李固,并未因此而绝望。他知道朝臣之所以表示服从梁冀的意见是的,内心还是向着他的,人心还是可以利用的,所以他又写信给梁冀,但是对梁冀这种无恶不作的人,抱任何幻想都是多余的,李固对这一点是估计不足的。李固的再一次劝导,不仅丝毫未打动梁冀的心,反而使他更加激怒。李固任太尉,位高而无权,要说有权,也是有参加朝议的发言权。现在,梁冀为了排除李固对他的干扰,连这个发言权也不给他了。梁冀串通梁太后先罢免李固的太尉,然后在不平静的气氛中,如愿以偿地立蠡吾侯刘志为桓帝。

  虽死犹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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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说李固对梁冀估计不足的话,梁冀对李固却是有足够的估计的。梁冀总觉得李固活着对他是一种威胁。建和元年(147年)十一月,刘文与刘鲔联合谋立清河王刘蒜。这件事正好与李固要拥立刘蒜不谋而合,恰好给了梁冀陷害李固的口实。李固被诬与刘文、刘鲔同谋罪而下狱。李固的下狱,引起了上的极大震动。王调和赵承等数十人带着铁铐木枷去宫廷上诉辩诬,准备与李固一同下监,梁太后害怕事情闹大了,不得不将李固放出来。

  李固出狱,京师全城的人们欢喜若狂,街头巷尾皆呼万岁。李固如此得人心,使梁冀、梁太后大为震惊,这更加使梁冀害怕李固的存在,本来事情就是伪造出来的,伪造的东西否定容易,重新肯定也不难,只要大权在握就行了。于是梁冀又上奏梁太后,再一次指出李固与刘文、刘鲔合谋确有其事。就这样,李固含冤被处死,享年五十四岁。

  与李固同时被害的,还有杜乔。杜乔曾任光禄大夫。桓帝立,免李固太尉职,任胡广为太尉,。梁冀为了分化李固与杜乔的关系,又要杜乔代胡广为太尉。可是杜乔并未因此而放弃与梁冀的抗争,他利用太尉的职位处处与梁冀作梗。自李固被废后,朝廷内外都很丧气,人们说话做事都小心谨慎,畏畏缩缩,唯杜乔正言厉色,从不屈从,朝野就将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因此,梁冀将杜乔视为又一个李固,以李固同样的罪名将他处死,与李固一同暴于城北。

  李固临死前给胡广、赵戒写了一封绝命书。他写道:“我李固既然受了朝廷的厚恩,就应竭尽全力,不顾冒生命的危险,立志扶持将要倾倒的王室,使它中兴起来。料想不到一旦遭到梁氏外戚的迷谬,你们这些人就屈从了,把个人的安危放在前头,颠倒了吉凶和成败,从此汉家的衰落也就无法挽回了。你们身居要职,享受奉厚的俸禄,眼见王室即将倾倒而不扶,难道还有这再大的事吗?我相信公正的史学家,决不会出于畏惧之心,而放弃过它。我李固虽然死了,但是死得其义,没有什么好懊丧的。”

  李固对梁冀这类人作了他力所能及的斗争,对他们要说的话都说了,再要说不仅是浪费口舌,而且玷污了自己。他对死是有充分准备的,他临死前想到了胡广、赵戒,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们俩与李固一同写信给梁冀,但一看到会带来身之祸,就临阵脱逃。在李固看来,梁冀之所以斗不倒,就在于胡广、赵戒这一类人的软弱。李固认为贪生怕死临阵脱逃是可耻的。这种人虽生犹死,逃不掉历史的惩罚。死得其义,虽死犹生。李固被梁冀所害,是死得其义,故他以此为荣。李固死得壮烈,他没有悲伤。当李固暴于野之时,也是胡广、赵戒受封之,那一时间,是“天尽管那么高还是不敢伸直腰,地尽管那么厚还是怕踏入陷井”。可那毕竟是一时间事。李固相信历史会给他作出公正的结论,李固没有错,历史确实没有辜负他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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