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治军到底有多严?看看他制定的军法军规

  开国帝王在制定朝纲、驾飘群臣、发展经济、谋略、军事手段思想文化、民族关系等方面,都或多或少地推动着历史的进程。作为开国皇帝,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他们都是当时的成功人物。解读开国皇帝,剖析中国历史,还原其实的面目,可以让我们从中学到宝贵的人生智慧。今天为什么小编就给大家讲讲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

  赵匡胤以仁德治天下。在建国之初,他以宽容的气度包容了后周的旧臣和周世宗的;在治国的过程中,他对待将士和敌人将领也显示了一代仁君的宽容风范。对人显示出宽容的气度,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宽容,对自己来说,是体现了自己博大的胸怀,使自己的眼界豁然开朗。对人来说,做过的错事能够得到原谅,势必产生一种知恩图报的感激之情,为己所用。被后人称为宽厚仁慈的赵匡胤,在这方面做的要远曹高明很多即使是对待敌人,赵匡胤也充分体现出宽容和大度,不滥降卒,不惊扰地方,每攻占一地,必先安民,更何况对待自己的文臣武将呢?

  早先赵匡胤在游历期间,曾一度衣食无着,到达当时的复州(今湖北天门)时,他去投奔父亲原来的同僚、复州防御使王彦超,希望王彦超能看在父亲的面子上,收留并提携一下自己闯出一番事业。可是,当时王彦超看到赵匡胤穷困潦倒,不愿收留他,只是看在他父亲面子上拿出十贯钱便打发了赵匡胤。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没想到后来赵匡胤竟然当了皇帝,王彦超反而仍是一个臣子。一天,赵匡胤在宫中设宴招待群臣。酒酣耳热之时,赵匡胤偶然发现了正在座席之上的王彦超,不由想起了当年他流落时的窘况和十贯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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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匡胤不住便问起王彦超:“昔我落魄之时,到复州投奔于你,你为何将我拒之门外?”王彦超一听此话,立刻吓得酒意全无,惊慌中答道:“当时臣下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刺史而已,一勺之水哪里能够容得下您这条神龙呢?假如臣下我当时收纳了陛下,陛下怎能有今天呢?”赵匡胤听后,觉得回答巧妙,遂抚掌大笑,继续与大家喝酒作乐,此事也从此打住。事后,王彦超还担心赵匡胤会对自己不利,但最终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王彦超的官场生涯一直较顺利。

  赵匡胤在流浪期间遇到的另一件尴尬的事情是在随州(今湖北随州)。时任随州刺史的董宗本也是赵匡胤父亲的老友,他虽然顾及老友的面子,收留了落难的赵匡胤,但他的董遵诲却打心眼里看不上赵匡胤,这个远道而来的流浪者,经常借故羞辱、打击赵匡胤。赵匡胤经过磨历也深知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道理所以处处气吞声,让着董家这位少。赵匡胤当上皇帝后,董遵诲也在朝中为臣,任骁武指挥使,每次见到赵匡胤都是心惊胆战,生怕赵匡胤提及旧事,治自己的罪。

  有一次,赵匡胤在便殿之上召见董遵诲,董遵诲以为赵匡胤要和他算老账,自忖死罪难逃,便要。他的妻子却表现出了不凡的见识:“等到皇上要你死时,再为时,不晚。万乘之主,岂会小肚肠同你计较过去的一点私嫌旧怨?”在董遵诲朝见之时,有人因为听说皇上,的旧事,以为赵匡胤要治罪于他,便趁机上奏董遵诲的不法罪状十余条。企图落井下石,置董遵诲于死地。然而,如乎大家意料的事情发生了。赵匡胤不但没有治罪于董遵诲,反而令左右将他搀扶起来,和颜悦色地对董遵诲说:“我现在正在赦罪赏功,怎么还会算计以前的不快之事呢?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我仍然会重用你的。”董遵诲听完,深受感动,感激赵匡胤不念旧恶的宽大胸怀,决心以死效忠于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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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董遵诲受命镇守边地,为通远军使,非常尽力,屡立战功。当董遵诲派人赴京向赵匡胤进献良马时,赵匡胤将自己所穿的珍珠盘龙衣脱下来赏赐给他。大臣们纷纷反对说,臣子不能穿这么贵重的衣物。赵匡胤却说:“我与董遵诲的关系不同于一般人,用不着计较很多。况且,我派他为国家戍守边地,也不能计较太多。”另外,当赵匡胤得知董遵诲的母亲流落在契丹人控制下的幽州,多年未得相见的情况后,多方设想,重赂边民,将他的母亲偷偷地接回来,使二人团聚。所有这些,都让董遵诲一家感激涕零,还怎能不为皇帝肝脑涂地、鞠躬尽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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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匡胤一向治军严明,对于胆敢违抗军令、不服从军纪的将士,他,一律按军法从事。即使是屡立战功的宿将老友,赵匡胤绝不纵容姑息,也能功过分明,奖功罚过。王全斌在国家一过程中战功卓著,屡次受到嘉奖,并得到雪夜千里送裘衣的殊荣。但他在伐蜀时违背军令,擅自妄为,造成极其恶劣的后果,遭到赵匡胤严厉斥责,最后丢官去爵,老死乡里。对于读书人,赵匡胤一向是宽厚大度的,这不仅大大提高了文人的和地位,而且文人犯了过错,一般都会得到较轻的处罚。然而,人贵在有自知之明,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地犯错误,那么等待他的将是严厉的处罚。

  对于违反法令的官员,赵匡胤依律办事,尤其对那些贪赃枉法之徒,用《宋史·刑法志》中的话来说,就是“宋兴,承五季之乱,太祖、太宗颇用重典,以绳慝”。赵匡胤对玩忽职守的官员,或减俸或免官,或除名或降职。建隆二年(961年),大名府馆陶县民郭贽状告官员括田不均。赵匡胤当即派人前往核查,查清后,将县令程迪施以杖刑并流放海岛,将括田使常准连降两级。对枉百姓、菅人命的官员,大多处以极刑。即使当时没有发现,后来被人告发属实的,也同样予以追究严惩。据记载,开宝元年(968年),监察御史杨士达因“鞫狱滥”而被处以弃市之刑。

  对于贪赃受贿、以权谋私的官员,大多视其贪赂的数量而量刑,一般处罚都较严厉。因此,死于此事的官员也相对较多。仅开宝四年、五年这两年中,就有六位大臣犯此类罪行而被处以弃市或杖。其中,有右千牛卫大将军桑进兴因“监陈州仓受贿”而被弃市,监察御史间丘舜因“通判兴元府盗用官钱九十万”而遭弃市,太子洗马王元吉因“知英州受赃不法”而被弃市,殿中侍御史张穆因“通判定州犯赃钱百万”而遭弃市,右拾遗、通判夔州张恂因“受赃”而被弃市,内班董延谔因“监车营务盗粟,累赃数十万”而遭杖。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一直是儒家治世的千古良言。对人宽容,并不是说明自己软弱,而是一种心态、一种修养。它包含的哲理其实非常深奥,也只有懂得此理的人才能够熟练地运用这种技巧。俗话说,与人方便,便是与己方便;得饶人处且饶人,不要穷追猛打。宽容之心与狭隘之心对,更能显示出不同的效果,一个是收天下之心为己用,一个是夺己之财富于无形。对于智者而言,大多以宽厚见长,因此也为自己留下一个宽厚的好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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