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吴政权的奠基者之一的孙策,孙权为什么不给他帝王的尊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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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把创建东吴政权作建造一栋大厦,那么孙氏父子在工程中的分工应该是孙坚划定地皮,孙策开挖地基,孙权添砖加瓦完成主体,然后又干了些装修装潢的活。这其中孙策所起的作用相当重要,没有他,孙坚的这块地皮很可能沦为人的产业,同样没有他,孙权也很难将大厦盖得那么高、那么坚固。孙策对东吴政权的建立居功至伟,他开创的“江东六郡”成为东吴政权最为稳固的核心根据地,也是后三分天下最为坚实的基础。因此史家评价说“策为首事之君,有吴开国之主”,给他的定位就是东吴的开国之君。

  然而孙策却没能享受君主的待遇,孙权称帝后尊其父孙坚为武烈皇帝,而仅追谥孙策“长沙桓王”,孙策的孙绍也仅仅获得一个侯爵的封号。反观另一个三国牛人司马师,也是把基业传给了弟弟,死后被侄子晋武帝尊封为“景皇帝”。那么,孙权为什么不给孙策帝王的尊号呢?

  一、孙权虽然有私心,但考虑更多是为国家的稳定

  《三国志》作者陈寿在孙策的传记后评论时替孙策鸣不平:“割据江东,策之基兆也,而权尊崇未至,子止侯爵,於义俭矣。”他认为按照孙策对孙吴政权的功绩,应该追尊为帝,但他却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待遇,孙权对他未免显得薄情寡义,实在有些不太厚道。站在人情的角度来看,陈寿的评价似乎有些道理。孙权拿了哥哥全部的资产当本钱,赚了大钱后给哥哥一家的分红却少得可怜,多少有点显得自私自利、见利忘义,也确实有忘本的嫌疑,这其中有可能是孙权的私心在作祟,不排除他想借此淡化孙策的影响,从而突出自己的权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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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站在治国理政的角度来看,陈寿的评价又有失偏颇。一个国家能否保持长期稳定,能否兴旺发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权是否能够平稳传承。而在皇权继承问题上一旦出现分歧,轻则造成皇室之间的内讧,产生,重则引起派系之间的战争,造成国家局势动荡。为了避免这样的问题出现,自周朝以来,采用嫡长继承的宗法制度,用正名定本的方式,明确皇位传承世系。尊孙策为王还是为帝,直接关系到东吴皇位传承稳定问题。如果尊孙策为帝,那么孙策的孙绍也就有了继承皇位的资格,东吴皇族权力分配也就变得纷繁复杂,很容易留下内讧的隐患。孙权不尊孙策为帝,也是为了不给这种隐患以生根萌芽的土壤,确保国家不在皇位传承的问题上栽跟头,这一做法虽然不合情理,却合乎制度,更符合国家长治久安的利益。

  东晋史学家孙盛曾极力为孙权辩白,他认为“孙氏兄弟皆明略绝群”,无论孙策放弃孙绍而将基业交给孙权,还是孙权未对孙策进行尊崇,都是为了顾全大局而采取的明智决断。孙策如果传位给孙绍,难免出现强敌环伺而嗣子暗弱、一世基业付之东流的情况;孙权追封孙策为王,封孙绍为侯,可以“正名定本,使贵殊邈,然后国无陵肆之责,后嗣罔猜忌之嫌,群情绝异端之论,不逞杜觊觎之心;於情虽违,於事虽俭,至於括囊远图,永保维城,可谓为之于其未有,治之于其未乱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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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历史上争权夺利的惨剧成为孙权的前车之鉴

  为了使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服力,孙盛列举了春秋时期鲁隐公和宋宣公两个例子做为论据。这两个君主都是没能理性地处理好名位问题而导致身死国乱,可以说是孙权的前车之鉴。第一个例子发生在春秋时期,鲁惠公死前打算传位给太子允,但太子允年幼,就由允的兄长公子息代为执政,史称鲁隐公。太子允成年后,鲁隐公准备将执政权还给他,但权臣公子挥暗地里极力劝说鲁隐公掉太子允,遭到鲁隐公严词拒绝。公子挥转而投奔太子允,撺掇他一起了鲁隐公。

  另一个故事也是在春秋时期,主人公是宋国的宋宣公。宋宣公身染重病,自知不久于人世,考虑继承人的问题。他放弃了自己的与夷,将君位传给了自己的弟弟宋穆公。宋穆公感念兄长的恩德,在快死的时候决定将君位再还给与夷,而将自己的公子冯放逐到郑国。与夷继位成为宋殇公,他非常忌惮公子冯的存在,因此在位十年中,连续发动十一次对郑国的战争,想以此除掉公子冯。连年战争导致国内怨声四起,宋殇公被大臣华督弑,将公子冯迎接回国继位,但宋国从此陷入连续几十年的混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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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隐公和宋宣公身处君位,在处理国家最高权力这样的大事上,只考虑个人的名声,而不顾及有可能给国家安危带来的影响,既是他们自己的悲剧,也是整个国家的悲剧。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这些血淋淋的事实也不能不让孙权有所触动,如何避免重蹈鲁隐公、宋宣公覆辙,自然也是他需要解决的问题。孙权素以聪明仁智闻名,在孙策名位的制定上肯定吸取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在这一点上,他做的确实要鲁隐公、宋桓公好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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