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说的ldquo;饿死事小,失节事大rdquo;的是轻视妇女吗?很多人都理解错了

  朱熹在他的《与陈师中书》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柏杨认为:“中国对妇女的贞问题,尺度一向很宽。像当过短期宰相的范仲淹的母亲,在范仲淹父亲死了后,即行再嫁,没有人对她轻视。到了程颐,才开始对妇女加强,订立片面的苛刻标准,即男人可以随便再娶,妇女则绝对不可以再嫁。曾有人问他:‘寡妇贫苦无依,能不能再嫁?’程颐断然说:‘绝对不能,有些人怕冻死饿死,才用饥寒作为借口。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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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颐和很多人都把“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句话给狭窄化了,实际上朱熹当初的这个观点并非专门针对女性提出来的。他的这套理论学的主要思想宗旨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一套做人的哲学学说,是教导人们如何做一个杰出的人、高尚的人、了不起的人、伟大的人……朱熹本人从来没有针对女性提出些什么具体要求,更没要求女性要把贞看得生命还重要。他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主要是针对君子和大丈夫提出来的,是宣扬士人刚健挺拔的道德理性和节意识,所指的是一个男人的气节与骨气。“失节”重于“饿死”,“气节”重于“生命”,这涉及人生观、生死观的问题,是对男人较高层次的精神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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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熹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与孟子的“富贵不能,贫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一样,表现的是对个体精神价值的认识,显示了一种藐视权贵的浩然正气和凛然不可侵犯的自主人格。这既是孟子坚守仁义节的自我写照,又是对中华民族不畏、坚守正义、刚直不阿、英勇奋斗等优良传的概括和总结。这种大丈夫气概,成为鼓舞人们为正义而英勇奋斗的精神力量,对后代很多刚直不阿、忠贞不渝的志士仁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民族英雄文天祥就是这样一个坚守民族气节的人,他生前的“衣带诏”里是这样写的:“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明清之际的洪承畴就因为缺少这种“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舍生取义精神,所以当了汉,背叛了国家,背叛了民族,毫无气节可言,成为民族的败类。而年仅十七岁的夏完淳却能始终坚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高尚精神,和文天祥一样保持了自己的气节和尊严。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他们正是因为坚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大义而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正是这种对信仰执着追求、刚强坚毅的浩然正气,不畏誓不低头的气节,支撑起中华民族的血性。

  朱熹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与“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与“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精神内涵是一致的。它是一种崇高的品德与境界,是儒家思想中宣扬的自强不息与不畏的精神与信念,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高尚气节,是“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骨气。

  所以说,朱熹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指的是一种精神气节,而不是轻视妇女、灭绝人欲的封建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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