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聂隐那位文人,历史上的裴铏是个怎样的人?

  都知道,唐代文艺的繁荣不仅是拥有大量传颂后世的诗歌,同时,传奇小说也有划时代意义。不论从文体、内容、思想、语言等各方面,唐代小说已经步入很成熟的阶段,之所以被称为“传奇”,正是以代表作家裴铏留下的名著《传奇》一书命名。

  裴铏生活在晚唐,除了小说造诣之外,生平事迹并不算显著,新旧《唐书》的文人传记中并没有什么记载。在其有限的事迹中,裴铏的主要经历除了岭南之外,就是四川成都。裴铏作为藩镇将领高骈的幕僚助手超过十年,两人有密切关系,《传奇》中较成熟的篇章应该是在成都几年里所作。

  裴铏传奇

  一、唐代小说“传奇”为何得名于裴铏

  2015年,“聂隐娘”故事搬上大银幕,由侯孝贤导演,主演的《刺客聂隐娘》名扬海内外,获得大奖,使更多今天的人知道,裴铏不仅最重要的传奇作者,更是后世武侠题材的正宗创始人。

  而唐代另一武侠小说名篇《虬髯客》的作者虽有争议,目前较倾向的杜光庭也可以算裴铏的同时代人,但杜光庭唐懿宗咸通时才刚刚参加科举,这时候裴铏已经跟着高骈在静海军节度使幕府供职,杜光庭一直活到五代十国初期,根据经历推算至少裴铏小十几岁。

  裴铏不仅有《聂隐娘》一篇经典,另外还有《昆仑奴》等佳作,后来经过一些文人“批评”推广,裴铏的小说集《传奇》成为唐代文言小说文体的代言名称。今天人们肯定会认为“传奇”二字算是一种对小说的褒奖,正如小说在古时候长期视为“雕虫小技”,在正文士眼中,写小说并不是一项正道,传奇的实际地位自然也不会例外。

  传奇在中晚唐之所以较兴盛,不少研究者都认为当时的文人有一种“行卷”或“温卷”风气,文人参加科举时,为了使一些达官显宦能够青眼有加,予以提携,为自己的才华提供一种“资质证明”,仿佛是一些没有自信心的文人私底下的一种旁门左道,虽然有些传奇的确写的很好,但总的来说不被传士大夫认可。

  宋代初期还有一个典故。据说范仲淹写了散文名篇《岳阳楼记》后,好友尹洙见了非常喜欢,就称这篇文章很像“传奇体”。而北宋前期,从柳开、王禹偁、穆修、石介、欧阳修等人已经提出文以载道的新古文标准,强烈扭转晚唐推崇辞藻的风气。陈振孙就对范仲淹和尹洙的这个故事进行点评,在《直斋书录解题》以儒家理学标准说:“要之理胜为贵,文正(范仲淹死后谥号文正)岂与传奇同语哉!”尽管宋代的文言传奇小说还是大量存在,
但随着理学习气越来越浓厚,题材创意和艺术水准总体已经不如唐代。

  宋代成书的《新唐书·艺文志》里记录裴铏有《传奇》三卷,估计收入书中的总数大约30篇左右,称“多记神仙诡谲之事”,已经说明裴铏小说的特色在于“神-奇”,因此后人才把裴铏视为写作传奇的代表性作家,更把传奇作为唐代文言小说的专用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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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今天眼光看,《传奇》的艺术成就首先在于它创造了一种通过人物的高超技艺来塑造人物形象,展示人物性格特征的新的表现渠道,影响和推动了后世武侠小说向描写技艺的方向发展,《昆仑奴》和《聂隐娘》就是其代表之作;其次,小说还创造了一种骈散结合的语言表达方式:以骈文、诗赋描写人物和场景,以散文叙述故事,如《裴航》描写云英之姐樊夫人的外貌就是用大量喻组成韵语,这种形式并不是裴铏最早创造,早在武则天时代就有张鷟的《游仙窟》堪称唐代小说的发端,但流传不算广,而裴铏及其传奇流行在小说已经较繁荣的时代,产生影响更为广泛,所以成为后来古典小说叙事方式的滥觞。

  二、裴铏在四川成都的官宦生涯

  裴铏一生主要经历与名将高骈非常密切,高骈是唐懿宗、唐僖宗时期最重要的历史人物之一,尤其唐僖宗躲避黄巢流落巴蜀,正是因为高骈此前在巴蜀坐镇,为成都的建设发展,巩固城防做了大量准备,不仅促使唐僖宗来到成都,也为后来十国前后蜀和宋代时期的繁荣奠定最重要的基础。

  高骈虽然是一个武将,同时又是雅号文学的人,也能写诗。唐懿宗咸通年间,他以都护身份在岭南击退南诏,收复广西地区和交州地区,咸通九年(868),出任静海军节度使(管理交州地区十二州),这时候,裴铏就被高骈征辟为幕府从事,另外在他身边的还有著名诗人顾云,甚至新罗文人崔致远等。

  唐僖宗亁符二年(875年),高骈任成都尹,升剑南西川节度使,封燕国公。在成都整肃蜀地吏治,主持修筑罗城,加强军备防御力量,他征集驻扎重兵,促使南诏与唐朝恢复修好,几年间巴蜀地区局势较安定。唐僖宗被黄巢逼出长安以后,前往四川躲避,一连待了四五年,这期间南诏频频派出使臣到成都问候唐僖宗,还约谈双方和亲的事宜,双方大臣之间宴会赋诗,关系也一直不错。

  高骈在成都的几年里,裴铏是最得力的助手,做出很多建言献策,也具体办很多事宜,三年后将裴铏举荐为御史大夫兼成都节度副使,足见对裴铏的倚重。在新旧《唐书》中,裴铏基本不见记载,只附带称“高骈从事”或“高骈客”。后来《全唐文》卷八零五收录裴铏文章的介绍也只记录:“咸通中为静海军节度使高骈掌,加侍御史内供奉,后官成都节度副使,加御史大夫。”

  裴铏的文章《天威径新凿海派碑》,算是唯一较细致透露他跟随高骈具体做什么事情的记录,这篇碑文是在岭南平定交趾以后所写,开凿修复天威径是一件造福交趾及两广百姓,有利唐代航运的大事:“自咸通九年四月五起手,持锹锸,丰备资粮,锐斧刚錾,刊山琢石……”说明工程浩大,和军民的辛苦。

  就在裴铏记载高骈主持开凿天威径工程的这篇碑文中,也不乏“传奇”文风。他写工程遇到难以解决的障碍时,最后是得到天空雷电之助:“逾月之间,似欲闪济,但中间两处,值巨石嶃嶃焉。缭亘数丈,劲硬如铁,势不可减。凿下刃卷,斧施柄折。役者相顾,气沮手柔,莫能施其巧矣。至五月二十六当昼,忽狂云兴,怒风作,窥林若瞑,视掌如瞽。俄轰雷磷电,自励石之所,大震数百里,役者皆股栗胆动,掩聪蔽视。移时而〔视〕,四境方廓。众奔验视,其艰难之石,倏而碎矣。或有磊磊者、落落者,约人而不能举〔者〕,俱为雷之攫挐掷于两峰耳。”

  在古时候山体巨石,人们习惯先加热,再泼浇醋或水石,这是以爆破岩石的原始技术。裴铏记录之前人们努力多次都失败,只有高骈最后得“雷电”之助,才获得重大成功。显然超过一般纪实性文章,完全有小说痕迹。因为这并不是什么神助,而是晚唐时期摸索在爆破上的实践。

  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外国学者李约瑟在1986年推测,最早能产生化学爆炸的配方大约出现在850年左右(正是唐懿宗时期),成分包括硝石、硫磺、木炭配合足够例的硝酸,就能发生从爆燃至爆炸的反应。之后五代初,就已用于军事方面,据记载是919年。显然这些技术的运用才是开凿山体巨石的根据,然而裴铏巧妙将这一背景“传奇”化。《天威径新凿海派碑》于咸通十一年(870)立在运河旁,至13世纪末仍有文献提及其尚存,之后才遗失。

  裴铏在南粤交趾是作为高骈幕僚的前期,当地风貌在他的传奇中非常普遍,如《孙恪》写孙恪受举荐去南康做张万顷大夫的经略判官,途中路过端州峡山寺等情节都是写实,如唐初诗人沈佺期还有《峡山寺赋》。端州是今天广东肇庆市高要区,而南康是唐代康州,今天为德庆县,也是属于肇庆市,和高要毗邻不远。

  另外《崔炜》也写到很多广州的情况,像南越王赵佗和南海尉任嚣的墓,还有越井冈,海光寺,蒲涧寺等地方。裴铏了解得非常仔细,如果不是到过那里,很难把这些内容融合到故事中那么形象。正像裴铏随高骈开通运河,也是实地参与其中,所以他的传奇有鲜明的写实特色。

  唐僖宗乾符二年(872),高骈从天平军节度使调任西川节度使到成都,裴铏在蜀地生活这几年,同样是创作的重要源泉,也把很多巴蜀风物写进小说。

  如《许栖岩》写蜀道艰险,然后发现山洞中的一处桃花源,这是古人的常识。正如同为晚唐文人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书名寓意秦末书的山洞,也就是桃花源的一种象征。段成式青少年时代一直在巴蜀生活,今天重庆酉阳还依然作为历史上桃花源的一处重要标志。另外有《杨通幽》也是明白写出蜀地风物的作品。

  就两个创作时期相,岭南时期的数量可能在巴蜀要多,但不排除前面也有一些青年时期的作品。在巴蜀时期,裴铏的地位提升,公务相对较多,在闲暇时期的创作而言,却代表了更加成熟的内容,质量显然更高。

  当时另一幕僚顾云,与杜荀鹤、殷文圭等友,曾作《筑城篇》称赞高骈在成都修城得到当地居民拥护:“三十六里西川城,围绕城郭峨天横。一家人率一口甓,版筑才兴城已成”,又说“西川父老贺子孙,从兹始是中华人”,虽然诗歌用来对高骈进行称颂,但其实可以看到当时一些工作的浩大和繁杂,例如对百姓的动员工作,肯定需要裴铏、顾云等官吏去具体办。

  无有偶,清代编撰《全唐诗》卷597,有收录裴铏的诗一首《题文翁石室》:“文翁石室有仪形,庠序千秋播德馨。古柏尚留今翠,高岷犹蔼旧时青。人心未肯抛膻蚁,依前学聚萤。更叹沱江无限水,争流只愿到沧溟。”似乎是裴铏目前可见唯一的诗,被很多相关研究晚唐诗歌或巴蜀文化者经常提及,其内容主题和顾云写筑城的诗歌相似,是通过这一方式记录当时高骈在地方重要政绩的背景。

  就像顾云用诗歌记录在成都修筑罗城,裴铏写“文翁石室”用意也大同小异。都知道,文翁石室是古时候成都著名的教育场所,宋代以后南方各地兴起的书院早得多,是悠久的基础教育和私人书院的前身。唐代的文翁石室依然发挥着教育职能,成为地方官府培养学子、输送科举人才的重要机构。裴铏对高骈来蜀地稳定大局,提倡兴教重学充满振奋的感情,祝愿文翁石室绵延后世,发挥巨大的作用。

  从另一方面说明,裴铏其实也能写诗,可能不是很突出,所以流传不多。加上他是一个混迹幕府的文人,相关史料记载较少,
他的生平主打小说创作,只能更被认为是雕虫小技。

  后来和裴铏齐名的袁郊,他的小说集《甘泽谣》与《传奇》名声相当。袁郊流传诗歌目前有4首,全是写天象的咏物诗:《月》、《霜》、《云》、《露》,后来昭宗时被提为翰林学士,先为祠部郎中,再为虢州刺史(隋唐时期以弘农为州治,今天河南灵宝市一带),和诗词名家温庭钧是好友。

  从简略的生平经历看,显然袁郊也裴铏年纪略小。可若以官职看,袁郊后来就成为一方长官,裴铏强多了。虢州为中原腹地,尽管唐朝末年战事频繁,但能够出任虢州刺史,至少也说明袁郊是被朝廷看重的。也许正因为他的诗歌才华要裴铏表现更突出,有机会通过科举成为翰林学士,这在中晚唐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仕途发迹的跳板。

  与裴铏经历相似的还一个小说前辈陈鸿,就是和白居易一起创作过《长恨歌传》的那位。当时诗歌和小说同步流传,一度声名显赫,但正捧红的是白居易,显然没有多少人还记得陈鸿有什么事迹。

  作为单纯的小说家,史书虽然简略记录陈鸿后来也有一点地方官经历,还有一些编撰史书的迹象,可毕竟非常含糊。后人往往还把他和《东城老父传》的作者陈鸿祖猜测是否就是同一个人,哪怕是同一个人,陈鸿也就流传两篇质量颇高的传奇小说,与裴铏的经历完全相似,这就是当时小说作者的尴尬和无奈。

  三、裴铏代表作“聂隐娘”的实出处

  我们知道,《聂隐娘》作为裴铏小说中最出名的一篇,这个故事表现的魏博节度使(天雄军,今河北南部,辖魏州、博州、相州、贝州、卫州、澶州)、陈许节度使(忠武军,为河南中部,辖许州、陈州、蔡州、汝州等)所在属于中原北方地区,裴铏一生从来没有到过,历来对《聂隐娘》是否的是裴铏所作,其实颇有争议,不少观点还一度认为是袁郊所作。

  实际上,裴铏之所以在《聂隐娘》流露和多数描写岭南和巴蜀的作品有较大差异,看似与裴铏的人生经历没有直接关联,但实际上还是和巴蜀有很重要的背景关联,同时作品也反映了一些巴蜀地区的文化传。

  首先,豪侠文化的一大渊源是巴蜀地区的传特色。之前,李白的任侠和仙气是唐代文人一大代表。不少研究李白的文章都指出,修仙的流行自然是因为唐朝特别推崇,但是,李白身上对剑侠文化的热衷,很大程度是植根于家乡巴蜀的悠久传。

  巴蜀地区为何会成为推崇剑侠豪杰的一大主流?实际自秦汉大一后,历朝历代不断压制原来大批生活在燕赵等地的豪侠人士,这些豪侠家族子弟都辗转迁入巴蜀,为这一方土地注入了豪侠文化基因,所以从三国到唐朝,崇尚豪侠的子弟涌现不少,如李白非常景仰的巴蜀诗人陈子昂,来自射洪地方豪族,同样推崇剑客豪侠,本身侠客少年也是盛唐诗歌一大热门主题。

  正如前面提及《虬髯客传》倾向于杜光庭所作,他的后半生一直生活在蜀地。杜光庭是陪同唐僖宗来成都的道士,一直在青城山修道。大唐社稷益衰微,杜光庭感慨往事,天下没有正侠义豪杰出来力挽狂澜,产生缅怀当年大唐应运而生的辉煌,连虬髯客这样的慷慨之士都只能让位命天子,避居海外。

  很多人之所以质疑杜光庭这样一个道士会是《虬髯客传》作者,就是不理解文化崇尚清静无为,怎么可能写豪侠故事?事实上杜光庭身处蜀地,充分吸收巴蜀文化,加上杜光庭自身流离辗转的经历,对时代的反思,才写了这样一篇表现豪侠的作品。

  其次,小说发生的地点和事件可以纯属虚构,但为何写这样的故事,又以什么样的条件写好这样的故事却与作者生平无法割。《聂隐娘》是借助一个义侠人物,揭示唐代衰微的重要根源就是藩镇之害。

  虽然裴铏没有在北方藩镇生活的经历,但巴蜀却是唐朝重视藩镇问题一个重要的起点。聂隐娘故事涉及的宪宗李纯削藩背景本就和巴蜀息息相关。宪宗登位之初就遇到暂代西川节度使刘辟的挑战,他想要西川和东川于一身,宪宗听从大臣建议,毅然选择打击,而平定刘辟,稳定巴蜀的大将就是高骈的祖父高崇文。

  众所周知,宪宗是一个积极有为的中兴之主,号称“元和中兴”,正依武元衡、裴度两个得力干臣开启平定藩镇的大手笔。但武元衡居然在上朝途中被藩镇派出的刺客害,裴度也受重伤。宪宗没有放弃,继续倚重裴度先后消灭淮西和淄青两镇,招抚河北三镇。虽然没有完全解决,但使朝廷的威望得到重振,为后面武宗继续平定藩镇打下有利基础。

  第三,虽然并不绝对,但传奇流行一大背景是“行卷”“温卷”,通过传奇小说表达一种“拉关系”,这是一大风气。尤其裴铏的《传奇》被明确点出有这种意图,出自宋代赵彦卫的笔记史料《云麓漫钞》,也是关于唐代文人行卷最早的记载:“唐之举人,先籍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

  可以基本总结,裴铏通过高骈的引荐获得最终的官位,高骈本人就是坐镇一方的节度使,《聂隐娘》揭示了唐代藩镇的问题和背景,表达一种提倡“忠义”与“豪侠”的双重特色。通过聂隐娘行刺的故事,反映藩镇与朝廷的关系应该弘扬忠义,对当时一些悖逆朝廷的藩镇,应该有豪侠与忠义藩镇联手进行惩罚。

  《聂隐娘》是一个义侠故事,骨子里其实是“主旋律”,与裴铏表现男女爱情奇遇,充满诡异神怪的传奇风格所以有较大差异,实际正是他和高骈之间一种感激和称颂的“拉关系”心态反映。

  裴铏在成都时,已经跟随高骈近十年,一方面,裴铏将“聂隐娘”设定在宪宗平定藩镇最激烈的时代,另一方面,高骈最终是最受朝廷倚重的节度使之一,而高骈是高崇文之孙,小说的主题结合高骈在蜀地的背景和与祖父的历史渊源,表达对当时藩镇林立的一种态度和主张,实在是很合乎身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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