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的匡秀才性格如何？他讽刺了什么人呢？

　　从抽象的实现自我的理论讲，我们几乎没有理由谴责这位青年，因为一个青年人，心中怀抱着对荣誉和幸福的向往，是不能简单地斥之为无耻的。难道底层青年人都应该永远安守他那屈辱而贫困的地位么?

　　问题在于，那个为青年摆好了什么样的路?马二先生成了国家发言人，向他讲了，必须走科举之路，否则哪个给你官做?在官本位的，没有官位就没有地位和能产生实惠的荣誉。不是马二、欺骗了青年，而是那个原本是那么回事。马二只不过以半生辛酸为代价认识了这个“规律”，并向匡二陈述了这个常事实罢了。说匡二是被马二教坏的，是个冤案。

　　那条路是制度性的，此外还有那空气一般的习俗、心理呢。这些东西显然马二说得更加低下、而现实。匡大作为小本经纪人的周遭经历，事实上每分钟都在提醒不像他那么糊涂的弟弟：人不能这样生，路不能这么行!要跳出平民的洼地，要出人头地，这种愿望既是挤出来的，也是顺理成章的，因为他精神头足，勤敏聪慧，可以不像猪一样老死槽前。简言之，他要跳槽从理论上讲是无可厚非的。关键是他能跳到哪里去，又是怎样去跳的?前者是个环境的规定性问题，在《外史》来说属于“风俗喜剧”场景;后者就是他本人的道德主体性的方向和性质的问题，在小说中属于性格悲喜剧的领地。

　　能跳到哪里去呢?官方摆出来的是科举道路，“”是潘三的世界，居其中间的地带便是“斗方诗人”的沙龙，这些就是这位怀着村镇少年的单纯与机敏，要到“大世界”打天下所面临的三块布景不同的舞台，我们不能不惊佩作者的现实的写实手法的高明!

　　走科举之路，需要先吃饱饭。潘三给钱，匡超人就代作去了。科举胜利的荣誉是吝啬的，来得又太慢。人这种动物似乎每天需要得到鼓励和满足，才有精神进行下一天的角逐。现放着成名的机会而不去摘取，这是不合匡二这种“生狼”的情理的，所以他连夜剪贴文章去参加诗会，居然不那些老手差，至少没有“且夫”
“尝谓”那样的硬伤。于是，匡超人变成了“名士”。而且是“两栖”的，除了当名士外，他投入了选评八股文的工作。这样，他不但在“大世界”站住了脚，还占据了一个有利的地形，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进退有据。

　　匡超人，他在《外史》中是个当代英雄。他那些假名士务实而有能力，他那些八股迷灵活而能应变，他在运用给他的经验去选择自己的活法。他随时准备钻入上层。这个当代英雄的诞生确凿地说明了传教化的破产。

　　他的蜕变最能说明那个的发展趋向：
哪个还管什么道德文章?招摇撞骗且图一时快活而已。如果说作者那段有名的论五河县风俗的妙文是描述了普泛的风气，那匡超人的人生选择则深入地揭示了那种风气下人性的变形。人是脆弱的。

　　作者对匡超人的批判，当然还是一如既往的秉持着公心，这公心的大部分内容只能是他认可的传道德。

　　匡超人其罪之尤者是忘恩负义。潘三犹如伏脱冷，是一个活地狱，但他对匡二的关怀却有几分侠气。匡二见潘三落网，反用效忠朝廷的大道理拒绝会一会潘三。作者觉得在这一点上匡二潘三更令人唾弃，潘三恶劣，匡二卑鄙。天底下有不同的道理供匡二随心所欲地引以为据，他停妻再娶时引用：“戏文上说的蔡状元招赘牛相府，传为佳话，这又何妨!”“意义即用法”，维特根斯坦这句名言，在中国的“巧人”身上屡验不爽。鲁迅将这类巧人称为“”：随时捡起一种道理驳诘对方、证明自己，不讲道义，中间也无任何变化的轨迹可循。当然，匡二这种人永远不知道理和道义是什么，他为了一点虚荣，还要贬低曾对他恩重如山的马二先生，借以抬高自己，胡吹“五省读书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是书案上，香火蜡烛，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这可是一个连国语都没掌握的大儒，“先儒”反而是准确的了，因为这种人作为一种道德实体，他虽生犹死了，不用人难以容了。

　　尤让人啼笑皆非，也算个古典式的荒诞罢：当匡超人道德沦丧成为宵小无赖时，温州学政“把他题了优行，贡入太学”。管监察的给事中李本瑛，不但不纠察、惩处这个混入来的坏人，却极为赏识这个油头粉面的骗子，替他“料理”考取教习，还招他为外甥女婿。这迟到的荣誉，岂止是构成了讽刺，分明是判处了那种制度的死刑：当匡二作为“大柳庄孝子”，服侍久病的父亲，孝养母亲，敬事兄嫂，亲睦邻里，表现出“孺慕之诚”(卧评)时，他只能是个卖豆腐的细民;当他全面蜕变后，却拥有了荣誉和幸福!
这是一个多么强烈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