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豪族贵戚的奢靡生活！西晋的奢靡之风是如何盛行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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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晋的太康之世，也是以司马氏为代表的当权豪贵益腐化之时。他们“新平强吴，美宝皆入，志盈心满，用长欢娱”。他们贪鄙成风，豪侈成性。穷奢极欲，荒无耻。豪贵之家石祟和王恺相互争豪奢，就是当时演出的一幕典型丑剧，史称“崇、恺争豪”。

　　一、崇、恺争豪丑剧的导演是晋武帝司马炎

　　司马氏是世家豪族，司马氏的晋朝是维护世家豪族特权的王朝。在平定东吴以前，晋武帝司马炎因为全国尚未一，天下还不太平，所以基本上还能“厉以恭俭，敦以寡欲”但在平吴以后，就以为司马氏的政权稳定了，“骄泰之心，因斯(此)以起。”他也就演变为一个贪钱爱财、骄奢逸的皇帝。

　　贪钱受财是司马炎为首的豪族地主的特性。鲁褒在《钱神论》中揭露当时的官僚视钱如命，“亲之如兄”，“洛中朱衣(即贵人)，当途之士(做官者)，爱我家兄(钱)，皆无已已。”司马炎本人就带头卖官得钱。

　　有一次，他向司隶校尉刘毅问道：“你看我可以跟汉代哪个皇帝相?”刘毅为人忠贞正直，直言不讳，回答说“你可以跟东汉桓、灵二帝相。”他不服气，自我欣赏地说：“我虽然德不及古人，但还能克己为政，而且有平定东吴、一天下之功。你把我作桓、灵，未免过分了吧!”刘毅当场掲露他，说：“桓、灵卖官，战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这样看来，陛下还不如桓、灵哩”他对自己卖官自肥的丑恶行为并不以为耻，反而大笑地说：“桓、灵之世，听不到这样的直言。今天我有这样的正直之臣，所以和桓、灵不同。”

　　司马炎带头贪钱爱财，他的大臣如尚书和峤、司徒王戎等更是贪鄙无厌，爱钱聚钱。

　　和峤“性至吝”，爱钱成性，人们称他有“钱癖”。他“家产丰富，拟于(等于)王者”，但却吝啬得很。他家里长了些李树，结的李子很好吃，司马炎向他要李子吃，他也只给几十个李子。他的小舅子王济见他吝啬，乘他不在家时，带了一群少年到他家李园去，把他的李子吃光，把他的李树都砍倒而去。

　　王戎“性好兴利”，“积实聚钱，不知纪极”。但他还不知足，每天都为契约、帐目一类事情费尽心机，夜晚经常和妻子一起在蜡烛光下摆开反复计算，总觉得自己的钱财不足。他更是一个吝密鬼。他家也有品种优良的李树，常常把李子拿出去卖钱，为了怕人得到他的良种李子，总是先把李核钻破以后再卖。

　　二、在贵戚、官僚竞相奢侈的事例中，最为突出的是官僚石崇与贵戚王恺的所谓“崇、恺争豪”

　　石崇，正字季伦，司徒石苞之子，原籍渤海南皮(今河北南皮县)人，生于青州(今山东临淄县)，小名叫做“齐奴”。年轻时，他就追求“士当身名俱泰”，二十多岁时就历任县令、郡守;平吴以后被封为乡侯。历任南中郎将、征虏将军、荆州刺史、太仆、卫尉等官职。司马炎认为他是功臣石苞之子，在平吴战争中他本人也有功，且有才干，很器重他。他献媚权贵，与潘岳等二十四人诌事“权过人主”的贵戚贾谧，成为贾谧们下的“二十四友”之一。他的特点是“任侠无行检”，“情乖寡悔”，不择手段地“百道营生，积财如山”，成为巨富。当时人说，“石氏之富，方王家”，“骄修当世。

　　王恺，字君夫，东海郯郡(今山东郯城县)人，曹魏兰陵侯王肃之子，司马炎的舅父，曾被封为县公，历任过龙骧将军、射声校尉、后军将军等官职。他的特点是性“豪侈”，又因为是贵戚，所以敢于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

　　石崇、王恺这两个人，一个是性豪侈的世家豪富，一个是性豪侈的世家贵戚，相互争豪奢，穷奢极欲，丑恶昭著。

　　他们在生活方面“并穷绮丽，以饰與服”。石崇家的屋宇宏丽，在洛阳金谷润建造了“冠绝时辈”的华丽别墅，取名“金谷”，世称“金谷园”。“二十四友”们经常在这里耽酒游乐，人们把他们称为“金谷二十四友”。王恺也常到这里和石崇争豪。

　　石崇的平时生活是“丝竹尽当时之选，庖膳穷水陆之珍”，连他的婢女们也都“曳纨绣，珥金翠”，衣着秀丽。王恺的常生活也是“盛极声色，穷珍极丽”。他们都想使自己的奢侈生活胜过对方。王恺家里用糖浆代水洗锅，石崇家里就用蜡烛当柴火烧锅。王恺出门，做成四十里长的紫丝面子、碧绫里子的步障，夹道作为障蔽;石崇就做成五十里长的锦缎步障，胜过王恺。石崇用芬芳的香椒泥涂墙，王恺就用色理鲜腻的赤石脂泥壁，想胜过石崇。

　　在石崇，王恺争豪奢时，司马炎每每帮助舅舅王恺。司马炎曾赐给王恺一株珊瑚树，高二尺多，枝条繁茂，世所罕。王恺拿给石崇看，炫耀自己拥有这件世所罕见的珍宝。不料石崇看过之后，随手用铁如意(铁制的玩物)把它打得粉碎。王恺既惋惜这株珊瑚树被打碎，又认为石崇嫉妒自已的珍宝，非常恼火，声色俱厉地责怪石崇。可是，石崇却满不在乎。因为他家拥有“殊方异国所得”的奇珍异宝很多，多得“视如瓦砾，积如粪土”。他对王恺说：“用不着忿恨，今天就偿还给你。”立即叫家人把他的珊瑚拿来给王恺看。这些珊瑚，高三四尺的就有六七株，条干绝俗，光彩曜;和王恺那株珊瑚美的，为数更多。王恺一看，顿时惘然自失，自愧不如石崇之豪。

　　三、石崇、王恺之流在争豪中不仅视珍宝如瓦砾粪土，而且视人命如芥

　　他们性既豪侈，又残。王恺与石崇争豪，常常不如石崇。例如，石崇请客吃饭给客人煮豆粥吃，很快就能煮好。王恺有一头好牛，取名“八百里骏”，牛角和牛蹄上都装饰着玉石。而石崇家用于驾车的牛，无论形状或气力都不及王恺的牛。但是，王恺与石崇赛谁的牛走得快时，常常胜不了石崇的牛。他们常常乘着各自的牛车出游，傍晚回家时相互争先进入洛阳城内。每到洛阳城门数十步远的地方，石崇的牛“迅若飞禽”而王恺的牛却“绝走不能及”。

　　王恺为此非常恼恨，便贿赂石崇的部下，探知其中的秘诀。石崇的下属都一一告诉了王恺：石崇知道豆最难煮，所以在客人来他家之前先把豆煮熟，弄成熟的豆末;客人来时，只煮白粥，把熟豆末投入白粥中，很快就煮成豆粥了。石崇驾车的牛为什么走得很快，主要是御车人有一种驾驭牛的好方法。王恺知道这些秘诀以后，也就如法炮制，与石崇“争长”。石崇为此而“所告者”。

　　他们这帮豪贵不仅因相互嫉妒或“争长”而菅人命，而且还为了穷奢极欲而取乐。西晋豪贵之家都拥有不少奴婢、女伎。王恺、石崇为了显示自己的奢移，不惜奴婢以行乐。一次，王恺请一些豪贵到他家饮酒，驱使女伎吹笛伴饮、助兴。女伎吹笛时稍微走了一点声韵，王恺立即叫人把她拉到台阶下打死，酒宴上“一坐改容”，而王恺却“颜色不变”。王恺请客饮酒，要斟酒，客人如果饮酒不尽，他就把斟酒的死。有一次，王恺又请常来他家饮酒的豪贵。有的人怕斟酒因客人饮酒不尽而“得罪”被，就勉强尽饮。但有的豪贵却故意不肯尽饮，“悲惧失色”，他们仍然“傲然不视”，坐视王恺慨然。

　　在婢取乐方面，石崇与王恺相，有过之而无不及。石崇拥有成百上千的女婢。他家的厕所里放着甲煎粉、沉香汁等香料和新衣，经常有十几个衣着华丽的在那里端香、持服，为上厕所的豪贵擦洗。他也请常在王恺家做客的豪贵来家饮酒，也和王恺一样要行酒，客人饮酒不尽，就叫人交斩。在行酒时，那个豪贵“固意”不饮，石崇接二连三地死三个。那个豪贵看着石崇“伊家人”。

　　在晋武帝司马炎导演之下所发生的“崇、恺争豪”，充分暴露了西晋豪族地主贪婪、豪侈、荒和残暴的面目。连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也认为他们的“奢侈之费，甚于天灾”，他们的行径非常丑恶。王恺病死后，被人取号为“丑”。石崇最后被赵王司马伦处以死刑。在临刑前，他说，“奴辈(指司马伦、孙秀等)利吾家财。”执刑的人针对他说“知财致害，为什么不早把财产散掉?”他哑口无言被斩，他的家族十五人也全被族灭。他因豪侈和多财而招致死亡，是司马炎为代表的豪族地主腐朽没落的缩影。正如《晋书石崇传》所评论的那样“帝风(司马炎的风尚)流靡，崇(石崇)心载驰(向往奢侈)。矜奢不极，寇害成赀(因骄奢无度、资财太多而致祸)。邦分身坠，乐往哀随(国家分崩，自身灭亡，乐去悲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