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本奉为ldquo;神书rdquo;的《海国图志》为什么不被清朝重视呢?
战争中,在武器装备旗鼓相当的情况下,想要取得胜利,思想就成为了其决定性因素。
而思想的传播方式,除了言传身教之外,就是阅读书籍。
有一个中国人,他如同黄昏时刻的猫头鹰,通过自己敏锐的感官,察觉并预告了天黑后的昏暗和悲凉,然而却唤不醒一个装睡的大清王朝。
这个人就是魏源。
1839年,林则徐在广州江海夹角冲击地的,销毁了一千多吨,这让包括道光皇帝在内的禁烟派欣喜万分,皇帝甚至批阅这次销烟“可称大快人心事”。
皇帝欣喜之余也不免嘉奖林公,在林公55岁寿诞之际,亲笔御提“福、寿”二字的匾额赠与林公。
然而这份喜悦之情还维持不到1年的时间,英国就派出军舰攻打广州,被林公击溃后,英军又北上攻打天津。
天津一直被视为大清朝的门户,一旦失守后果不堪设想,于是,皇帝连忙派出议和使团和英国谈判,希望化解这次危机。
图:林则徐蜡像
道光皇帝很清楚,英舰就是为了烧绝,断毁贸易之事而来,正所谓“枪打出头鸟”,林公就成为了这次事件的“替罪羊”,而皇帝也是有意无意的想把事情的“锅”丢给林公,这也使得很多人跟风而至,纷纷参奏。
求和心切的皇帝显然已经分不清好坏,随后就把林公降职处分。
1841年,林公再遭陷害,而皇帝似乎是下了狠心,把做了“大快人心事”的林公革职,并发配伊犁充军效力。
林公带着悲痛的心情前往伊犁接受惩罚,在流放的途中,他见到了一位老友:魏源。
身受重托,以救国之危局
之后林公,把之前收集到的洋人书报都交给了魏源,并请求魏源可以写出一本大清朝自己的世界性书籍。
本来魏源在林公的建议下投笔从戎,但对朝廷畏首畏尾的行事作风非常不满,愤慨之下就辞职回家,碰巧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被流放新疆的林公。
看到老友受难,魏源的心里不是滋味,百感交集之时听到老友的请求,魏源也是当仁不让,马上就接过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回家之后,魏源马上开始编写,并在半年的时间里,就写成了《圣武记》以及著名的《海国图志》。
《圣武记》是一部军事历史著作,从清朝成立之初一直写到当朝,详细的分析了清朝历史上的各大战役。
但魏源的目的不是为,而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激发清朝治者的“尚武”决心,让王朝可以重视军修,实行强兵政策,以抵御外敌使用武力干预清朝的内政,和侵害国家的行为。
此外,他还希望借助此书,找到泱泱大国繁荣与失败的原因,然后揪出病根彻底“治愈”,特别是:
“故先王不患财用而为亟人材,不忧不逞志于四夷而忧不逞志于四镜。”
这句话也是犀利的指出了国家兴亡的关键。
开眼第一书
如果说林公是开眼第一人,那么魏源的另一部书《海国图志》,就是“中国开眼第一书”,书中涉及了西方科学、军事、地理等各个方面内容。
也正是这本书,让本视为珍宝,促进以及加速了本的变革,致使本快速发展,最终在52年后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
然而魏源在创作这本书时,苦于资料的缺乏,不得已四处求人,他的一些好友也是积极帮助,从全国各地邮寄各种西洋资料给他,甚至有的资料还是被俘的英国士兵所提供。
在朋友的帮助下,魏源用了6个月的时间就发行出版了50卷,此后他又用了4年的时间扩充到了100卷。
书中提出,西方之所以强大,就在于“夷之长技”的战船和火炮,如果我们能够学习他们,打造出自己的坚船利炮,就可以达到制衡甚至赶超的目的,为此魏源甚至在书中注入了大量西方船炮的图纸,以供国人的参考和学习。
此外,他还对清朝如何建造自己的强大海军,给出了方式方法,如前期,后期自制等。
当时的大清王朝有300多万的读书人,魏源想通过自己的这套书,让这些读书人可以认识全新的世界,可以学习研究西方文明,可以转变思想,从而寻找出抵抗西方国家的方法,也就是这套书的核心理念“师夷长技以制夷”。
然而当书本发行到1000多册的时候,魏源遭到了士大夫们的猛烈攻击,他们认为魏源“鼓吹蛮夷之长,剪灭天国之威”,是一种大逆不道的罪责。
甚至有些极端的士大夫们认为,上国怎可“知夷”,又何必“知夷”。
在这些猛烈的攻击之下,图书的发行也就止步不前,甚至还差点被全部焚毁。
“神书”问世,却“墙内开花墙外香”
就在中国人恶意抨击《海国图志》的时候,本人却把此书视为珍宝,因为他们在这本书中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未来。
众所周知,他们和中国一样,也曾遭受列强的侵害,签订了很多不平等条约,因此他们一度非常仇视西方,也一直寻找解救国家的办法。
1851年,中国商船给本带来了《海国图志》,当本人看到这本书后,从这本书的精髓“师夷长技以制夷”中,找到了救国之法,与其坐以待毙任人宰割,不如取其精华,让自己变的强大。
特别是书中还给出了西洋船炮的各种图纸,这简直就是上天赐给本最为救命的“礼物”。
在中国没有读者的“神书”,却在本炸开了花,被本维新人士所追捧,因此图书的一路走高,甚至是原来的两倍。
在这些维新人士中,著名思想家佐久间象山和其爱徒吉田松阴,依这本书不仅自制出西洋炮,还提出了“维新”这个主张,这在本思想界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而“维新”的思想被当时的太子,也就是后来的明治天皇所支持,可以说,后来“明治维新”的发起,和这本“神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此后本逐步从仇视西方转变为亲和西方,在这个背景之下,吉田松阴的爱徒伊藤博文于1863年出国留学。
反观清朝,第一次出国留学,还是在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强烈推荐下,才于1872年派出,可见大清王朝已经愚昧迂腐到了什么程度,即便是再来十次战争,也许大清朝依旧还在做着自己的“天朝大梦”。
当伊藤博文回国后,积极活跃在维新之路上,此后更是四次担任本首相,并一手策划实施了“甲午战争”。
甲午的惨败,让本收获了喜悦,而这份喜悦原本应该属于大清,本维新的成功,也本该是大清的成功,因为这其中的所有观点,都是大清国的子民率先提出。
然而这些新潮的理论在面大清这潭迂腐的浑水时,却丝毫激不起任何的涟漪。
对于这本“神书”,大清国甚至连看都不想看一眼,却被本人拿去当做珍宝来研习,可谓讽刺之极,可悲可叹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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