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的经济繁荣吗?为什么没钱北伐?

  为什么小编知道读者都很感兴趣南宋的故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公元1163年4月,南宋少见的热血皇帝——宋孝宗主持北伐,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次年11月,战争初期,宋军持续取得局部胜利,可是宿州一战又输掉了,这便是“隆兴北伐”。

  这是一场令人无遗憾而又无感慨的战争,但其实,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帝师史浩已经明确说了:钱不够,打不动!

  钱!不!够!这话放在别的朝代很正常,但是居然从“富宋”口中说出来,实在让人难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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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富宋传说

  因为从纸面上看,南宋实在是富有:年财政收入一度高达0万两白银。

  而300年后的明隆庆5年(1571),国家岁入白银万两,张居正改革之后的万历28年(1600),岁入也仅400万两。

  再看清朝,顺治7年(1650)岁入1485万两。直到咸丰年间(1850前后),岁入才达到3000万两左右(此时清朝人口大概是南宋的十倍左右)。

  对宋朝这个“土豪”,就经济而言,朝代的是“土渣”!

  一场北伐也就2000万两左右花费,相收入来说,怎么就会钱不够呢?

  诶,还不够,因为花得更多!

  二、奇葩的机构

  其实无论南宋、北宋,钱不够花的问题就一直存在,几乎年年财政赤字,特别是宋神宗时代,都沦落到了没钱给宋英宗办丧事的地步。而到了南宋,国土和人口较北宋更是锐减,老赵家的子几乎是更加揭不开锅。

  混到了这一步,老赵家可以说连平民百姓的幸福感都快没了,问题的症结在哪?

  原因很多,但其中重要一环就是:冗官冗兵太多。

  冗官冗兵这事吧,历代几乎都存在,但大宋朝尤其严重,这得“感谢”大宋缔造者创造性的分权制——一个职位几个人分,谁也甭想搞一言堂,这在北宋时代就已经显现出来了,如:在各“路”设置四个“监司”,即安抚司、转运司、提刑司、提举常平司,又分别设安抚使管军事、设转运使管财政、设提点刑狱使管司法、设提举常平使管农田水利等事务。原本就一个人的事,到了大宋朝基本就能分给五、六个人来做。北宋宗时期,就曾有一次就裁减195800个冗官的辉煌“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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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到了南宋,相之下,北宋的经理人结构那是良心作,南宋的冗官那才叫一个坑:

  按理说,南宋的国土和人口都少了,应该要不了那么多吧,可人家不!尤其是宋高宗时期——人家要多给官帽顶子,拉拢人心。不但如此,还要——多发工资!简单对一下:北宋初年,全年工资总额是150万缗,而到了宋孝宗时代一个月就达100万缗,一年就是1200万缗,光这一项,南宋的国库就要花去一半!

  冗官问题就没人管吗?有,曾经有人管过——王安石、章惇曾经想要通过变法,力挽狂澜,甚至宋神宗、宋哲宗也想革除弊端,可最后的结果是——被一一清算,谁也没好结果。

  以这花费说,虽然“军费”也被当做南宋的巨大开支,但只要看看这些“白吃饭”的,就知道这里面有多少钱能花在刀刃上?没多少!宋孝宗刚登基时,连宋军制造兵器的工匠,都从数千人减到了八百多人,水师就剩了几搜破船。账面上庞大的军费开支,不知道被多少人层层扒皮吃了。

  三、巧取豪夺

  工资+军费开支,仅这两项,南宋就已经年年赤字,通过合法渠道,老赵只能寅吃卯粮、年年白干。

  为了不破产,老赵集团充分发挥“思想不滑坡,办法总困难多”的传,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加收保护费。

  除了正税——夏秋税(收绢、绸、绵、折帛钱和苗米为主)之外,又提出了经总制钱(交易税)、月桩钱(按月强征军费)、版账钱(中央向地方硬摊派税费)、耗米税(正常米税损耗,可大50%甚至100%)、大斗收税(标准斗更大的量具)、预借(提前征收)、科配(硬性摊派)、和籴(另一种摊派),此外还有各级官吏的敲诈、勒索。

  要问这各种租子最后合算多少?宋光宗时,已经高达50%——还只是起步价。

  也就是说普通百姓劳作一年,能有一半收成归自己,就要“谢天谢地谢神灵”了,普通百姓劳作一年,不过是“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病、饿、饥、荒在那年月——太常见了。

  可以说,正是民众的血汗、骨,筑就了上层朝堂的富丽堂皇。

  四、不断

  “富宋”的作死作,必然换来报应:

  宋高宗初年就有钟相、杨么,此后还有和三五、僧居正,童照,陈新、陈颙……此外,各地的“饥民抢粮”、“佃农抗租”更是数不胜数。

  而“富宋”平叛所需的军费开支,又进一步加诸到普通百姓头上。又是一轮恶性循环……

  所以,要问南宋的钱从哪来的?

  答案:抢来的!而且是以合法的名义,从民间“抢”来的。

  五、结语

  曾经坐拥河山,而今偏安一隅,无论南宋王室还是臣民百姓,中原故地、汴京洛阳,那都是魂牵梦萦的家园,终南宋一朝百余年时间,恢复故国、北伐女的呼声从未停止。可是每一次都以群情激愤、慷慨激昂起始,却都以仓皇北顾、元嘉收场。

  基于这一冷血现实,有学者认为,是南宋百姓不愿意北伐,想在南方过安稳子。按照这种理论,好像这笔北伐失败的烂账应该记在全体南宋人民的头上,而不是高层朝堂不力。

  而要笔者说,南宋的老百姓不愿意打,那是不愿意打了:即便和平时期已经被各种巧立名目的赋税压得无法喘息,一旦开战,百姓们不但要送自己的子侄儿郎去打一场毫无胜算的仗,战争机器更会不遗余力的加倍压榨普通百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而“战,百姓也苦”!

  这样的南宋朝廷,表面看着很富有:从王公贵族到普通官吏,正实现了“一入官门金饭碗”的纸醉金迷。可这背后,是百姓民众“剜去心头肉,医得眼前疾”的苦苦支撑,他们只有在“苦、苦、苦”中勉力求生,至于收复旧都、回归故园,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梦幻。如果问这样的百姓,愿不愿意打仗?估计也只有脑袋被门挤的才会说愿意打!

  持续的对内压榨必然是民怨沸腾,有这样的腐朽,又怎么可能对外收获荣耀?凭谁问:谁更该为南宋百余年的积贫积弱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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