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武器技术在战国领先诸侯,为什么还能首个被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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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整个战国时期,七雄中最弱的选手,就是韩国。秦国百年的东进史,也是韩国不断被爆锤的血泪史;到了秦始皇在位时,韩国首当其冲,带头被完全吞并。

  韩国有多菜?从一个微妙的现象就可见一斑。后世持续上千年的大小封建政权中,齐、楚、燕、赵、魏、秦甚至宋的名字被多次选为国号,唯“韩”这个字眼,仿佛被大家默契的避开了一样。

  主要的原因,就是韩国太弱了,以至于让人们觉得“韩”这个字太不吉利了。

  可能有人要说了,韩国的武器技术不是在战国领先诸侯嘛?在历史上,凭借装备上的优势,往往能建立碾压性的优势,就像后世英军在八里桥血洗清军那样。按理说,韩国掌握了武器制造这一当时的核心军工科技,怎么着也能稳居一线强国之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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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并非如此。首先,韩国并没有什么所谓的技术优势;其次,韩国的弱,是弱在悬殊的综合国力,以及天生短板的地缘劣势。而这些,几乎是难以改变的。

  在战国时期,冶炼技术并不是什么被垄断的核心技艺

  关于韩国在武器方面的优势,主要来源于苏秦的那番话。公元前333年,他在鼓动韩宣惠王参与合纵时这样说:

  韩地方九百馀里,带甲数十万,天下之强弓、劲弩、利剑皆从韩出。

  天下的优良兵器皆出自韩国,听起来好像韩国垄断了当时的高端武器制造技术一样。其实这段话应当打个问号,根据《史记》,韩国在这方面并没有留下任何树一帜的记录。

  《史记·货殖列传》中称,中原的矿产资源极为丰富:“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釭置”,即铜和铁分布在周围千里远近,山中到处都是,矿点如同棋子般密布,并不为某个/多个诸侯所垄断。

  而丰富的矿产资源,为各国发展冶炼业创造了物资基础。邯郸郭纵以冶铁起家,加上与王室关系密切,其家族财富可与诸侯王相;卓氏也是赵国的冶铁家族,甚至在秦一六国后,他们在蜀地再度凭借这一产业崛起;此外还有山东地区的程郑、魏国孔氏、鲁地曹氏等均凭借冶炼业富可敌国。

  至于秦国,根据现在从兵马俑等古迹出土的文物情况来看,那时他们的青铜技术已登峰造极,强弓硬弩以及长剑的制造树一帜,据说在箭头的生产方面,已经实现了标准化、规模化,并且在外形设计上与如今的空气动力学理论极为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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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一万步说,即使韩国的武器的超一流,那说到底也还是冷兵器,并不像后来西方的火枪与满清的那样形成技术代差。毕竟根据史料记载,每次秦、韩交战,落败、甚至惨败的基本上都是韩国一方;即使韩国兵器的能够削铁如泥,秦军手上的也不是烧火棍。

  那么,苏秦为啥要专门提及韩国的武器水平呢?也许有两个原因:

  其一,苏秦为了让各国鼓起勇气联合抗秦,去到哪都将对方的优势大肆吹捧一番,事实是否的如他所说的那样,也许得打个问号;

  其二,苏秦去国家,大多夸奖对方人口多、地形险要,但韩国这两方面都没有优势。咋办呢?没有优势,创造优势的也得上,因此只能扯扯冶炼这类似是而非、没有计量标准的所谓“优势”。

  其实,这也侧面反映出韩国的最大短板:天生实力不足问题。

  位居天下中心,却成了韩国的要命七寸

  公元前270年,范雎在为秦昭襄王制订“远交近攻”战略时,如此形容韩国的地理位置:

  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

  韩魏,处于天下的正中心。自夏商周以来,华夏政权的核心地区基本围绕着黄河、泾渭水而建,《史记》称“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这里所指的三个地点分别是晋阳、殷墟及洛阳,经过上千年的发展,这一块狭窄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了大量人口。

  在春秋时期,这一区域被周天子以及其头号保护神晋国占据;三家分晋后,韩、赵、魏继承了晋国的衣钵,周天子的地盘则渐萎靡,甚至几乎成了韩国的“国中之国”。也就是说,华夏族最富庶的传核心区,几乎被韩魏占据,这也一度让诸侯国艳慕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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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对经济发展方面的便利,在战略及国土安全方面往往是弊端。

  苏秦说过:“秦之攻韩、魏也,无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蚕食之,傅国都而止”,秦国与韩魏之间的天然阻碍,主要是崤山,而其间的要塞函谷关则被秦国牢牢掌握;而连接黄河的泾渭两水,也处于秦国的领土内,所以如苏秦所说,秦国攻韩,可以势如破竹、长驱直入。

  而诸侯国的处境则好得多。如齐国就是“四塞之国”,山脉、海洋构成了天然的防线;楚国则战略纵深够大“地方六千馀里”,辅以南方穷山恶水的自然力量加持;燕国偏居东北一隅,搞定齐、赵就能高枕无忧;赵国则南有韩魏屏蔽、东边燕国较弱,往北得以策马狂奔,从当时尚弱小的游牧民族那里占尽便宜。

  而韩、魏不仅没有天险的保护,而且地处正中央,成了标准的“四战之地”,在上这是最不利的处境:

  四战之国贵守战...四战之国好兴兵以距四邻者,国危。四邻之国一兴事,而己兴四军,故曰国危。

  四面都与他国接壤的国家,等同于被团团包围,如果轻易对周边动武,必定会事倍而功半,直面生死存亡的危机。

  而在战国初期,韩国的邻居魏国依仗魏文侯时期变法打下的基础,采取对外主动出击的方式,往西把秦国赶回关中,往东持续打压齐国,往北则从中山国割肉,其主要出发点,就是要抢占地利、拓宽战略纵深;

  而韩国则没有这方面的实力。当初三家分晋,韩国到手的土地和人口完全不上魏国;其后夹在秦、魏、楚三强之间,使韩国在大多时候,只能作为三晋之一跟着魏国混口饭吃;随着魏国战略的改变,韩国不得不向曾经的敌人齐国求助;而在魏国轰然倒下后,韩国也彻底失去了最大战略依,沦为了诸强的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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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在秦国商鞅变法后不久,韩国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申不害变法,但作为法家“术”流派的代表,申不害的变革仅限于君主对人才的选用与驾驭方面,并未对体制、经济基础、奖励机制等带来质的改变。最终“人亡而政息”,申不害和韩昭侯相继去世后,韩国失去了咸鱼翻身的最后一丝希望。

  在战国中后期,韩国与难兄难弟魏国,完全沦为了大国博弈的棋子、秦国夺取天下的跳板、秦军虎狼之师的军功提取机。按照实力而言,秦国其实早就可以吞并韩国,只是受限于大国实力均衡的需要,才最终拖到秦始皇时期。

  概而言之,国家间的竞争,是综合实力的拼;一国在某方面的些许优势,除非形成技术代差,否则根本无法弥补在综合力量、地缘战略等方面的巨大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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