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灭亡的与焚书坑儒有必然联系？相是什么

　　中国传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今天为什么小编给大家整理了秦朝灭亡的相关内容，不知能否帮助大家拓展一些知识?

　　每当人们想借助简练的诗句来痛斥秦始皇焚书的野蛮，或者嘲讽秦朝万世美梦的可笑时，这首唐代章碣的《焚书坑》总会成为第一选择。我们先看看它的字面意思：

　　竹帛燃烧的烟雾散尽不久，秦始皇的帝业就化为虚无了;

　　牢固的函谷关与黄河天险，却也锁守不住始皇的故国旧居(也就是关中地区)。

　　焚书坑的灰烬还没冷却，山东群雄已经四处揭竿而起;

　　灭亡秦国的刘邦和项羽，可都不是读书人啊!

　　这首七言绝句强就强在，虽然只有寥寥四句，却每句中都包含了巨大反差，以层层强化的矛盾对，体现了秦始皇举动的可笑、秦朝覆亡的戏剧。本诗作者显然是想表达：通过焚书的野蛮手段来禁锢思想，妄图依仗天险来巩固治，压根没有找对方向，甚至还会起到反作用。

　　那么，秦朝灭亡的与焚书(以及坑儒)有必然联系?有关联，但这并不是关键。

　　焚书与坑儒的爆发，确实与强化治有关

　　所谓焚书事件，起因于公元前213年的一次宴会。当时秦始皇正大设酒宴、君臣同乐，一众大臣纷纷上言溜须拍马，其中，周青臣说的特别好：“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也就是化诸侯国为郡县，终结了各国间数百年的战乱，从此可以安居乐业、天下太平。

　　但来自齐地的“博士”(朝廷供养的大儒)淳于越却大泼冷水，公然唱反调。他认为，商、周两朝之所以能延续千年，分封子弟与功臣是关键，如今秦始皇的子女都跟平民百姓没什么两样，失去了藩蔽的秦朝，极有可能命不久矣：“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因此，他强烈主张废除郡县制、恢复分封制。

　　鉴于淳于越的话虽难听，但目的还较正能量，秦始皇下令让朝臣对此进行讨论(也许只是做做样子、堵住儒生之口)。秦一六国的大功臣、郡县制的忠实拥趸李斯火力全开，他认为，如今天下一、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各阶层各司其职、该干啥干啥;但这些儒生却无视现实情况，一味复古、非议当下，随时随地妄议朝政、蛊惑人心。长此以往，必定会“主势降乎上，与成乎下”，即帝王权威被削弱，大臣们结营私。

　　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熟悉的“焚书”令，除了朝廷供养的70位博士之外，人手上的《诗》、《书》等一律上缴焚毁，医药、占卜、种树等技术类书籍不在此列。

　　也就是说，儒家经典著作，只能朝廷留存，民间不得私。这一政策的目的，李斯已经说得很清楚：杜绝与官方法家理念相冲突的儒家思想蛊惑人心、思想一、制造混乱，从而影响政权稳定。

　　坑儒，则源于燕人卢生等人毫无职业守，他们收了秦始皇钱财，却不替其消灾;本来拍着胸脯答应替其寻求长生不死之术，扭头却在背地里对其大肆嘲讽，吐槽点大致是这些：

　　天性刚戾自用...专任狱吏...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於上...贪於权势...

　　核心思想有三点：秦始皇专权，任用执法的官吏，对于儒生则供起来不用。看得出来，对于儒生不能受重用这一现实，卢生等人愤愤不平，甚至不惜得罪当今皇帝。这些人虽为方士，但其所学的知识、交往的人员，都与儒家脱不了干系。

　　得知这些欺诈分子携款潜逃并且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愤懑的秦始皇下令在咸阳城大肆搜那些与他们有往来的儒生、方士;而这些读书人根本受不了皮肉之苦，互相供认，一共牵涉了460多人，“皆坑之咸阳”，以儆猴。替这些人说情的公子扶苏，也被嬴政派去了对阵匈奴的前线。

　　由此可以看出，秦始皇焚书坑儒，确实是为了打压异见者、维护治。但如果因此就认为他对儒生一味打压，其实并不客观;后来的史实走向也证明，秦朝灭亡的过程中，儒生几乎没扮演什么重要角色。秦朝灭亡与焚书坑儒，二者没有直接关联。

　　焚书坑儒的本质，是围绕新王朝发展思路的博弈

　　如果仅看焚书坑儒事件，很容易得出“秦始皇排斥儒家”的印象，但这一观点并不成立。

　　首先，秦始皇信任法家合情合理。毕竟支撑秦国变成秦朝的，是通过商鞅变法确立、并被上百年实践证明了的法家体系，而非向来难以进入各大诸侯视野的儒家思想;

　　同时，秦朝的文武乃至官员、百姓，也都是在这一体系下，通过功劳、政绩争取到了自己应有的待遇，他们称得上是原有体系的“既得利益者”，而且这是相对公平的渠道;

　　其三，在天下一后，秦始皇并不排斥儒家。他曾借用儒生所推崇的那套礼仪，来包装、巩固自己的皇权。《史记》与《资治通鉴》都记载，秦始皇“召集鲁儒生七十人，议封禅”，这70个人，就是后来秦朝廷供养的“博士”;而后来在刘邦命儒生制订礼仪时，也基本上沿用了秦朝时的套路：

　　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尊君、抑臣者存之。及通制礼，颇有所增损，大抵皆袭秦故......

　　因此，笔者认为，焚书坑儒的本质，是源于儒生对秦朝大一制度体系的抨击，引发了秦始皇的警惕与打压。双方更像是不同政见者的博弈，而非思想的扼/打压。

　　秦朝之所以灭亡，并不是由于跟读书人之间的矛盾，而是一项全新制度在推行过程中，面对了传既得利益者的激烈反抗。

　　秦国灭亡的实质，是在改革矛盾总爆发后，原有旧阶级发动了全面反扑

　　在我们印象中，秦始皇是暴君的象征;但实际上，在对待旧时既得利益者的方式上，秦始皇跟残暴不沾边。

　　一般而言，后世的大部分开国君主，首先会在战争中消灭大量原有的既得利益者;接下来，会通过“鸟尽弓、兔死狗烹”，除掉对政权有威胁的功臣;第三步，则是扶植起新的职业管理人、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阶层，以期通过这一系列“腾笼换鸟”的方式，实现政权的更新换代。

　　但这些套路，秦朝都没有。一六国过程中，除了将少部分深仇大恨的勋贵害外，各国的原有贵族阶层，大部分都被保留了下来。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的阶级特权被剥夺了;在秦朝的军功爵制与郡县制下，着出生就能享受荣华富贵的时代被终结了。

　　如果说有新既得利益阶层的话，那就是为秦朝做出了贡献的功臣们，如李斯、蒙恬、王翦家族等人，除此之外，就是遍布郡县的各级官员们。但实际上，相对于春秋战国时代而言，这些人并没有特权，一不小心，丢掉爵位、职位也是大概率事件。如在公元前213年，秦始皇“谪治狱吏不直及覆狱故、失者，筑长城及处南越地”，也就是把失职的官吏发配到长城和岭南。

　　那么，原有六国的遗老遗少对这一情况作何感想?其实这方面的记载并不多，从项梁、项羽叔侄，以及张良的言行可以推测一二。

　　而秦始皇在位期间，南征北讨、修补长城、大兴土木，既有稳固的原因，也有消耗民力、避免六国生事的考量。但新的官僚体系的形成、百姓对新制度的适应接受，客观上需要较长的时间;当初商鞅变法，以极度血腥的手段，尚且耗费了十余年;此时秦国的方案要推向全天下，其难度可想而知。

　　而胡亥的意外即位，打破了脆弱的平衡，陈胜振臂一呼聚集起数十万农民军后，最高兴的不是底层的百姓，而是东方六国的勋贵：魏王魏豹、韩王韩成、赵王赵歇、齐王田市、楚怀王熊心陆续登场，熟悉的姓氏、熟悉的配方;陈胜死后，秦末农民已经彻底成为东方六国的集体复辟，天下格局再度回归为六国抗秦。

　　这像极了当初六国合纵对抗秦国的场景。但不同的是，此时的秦朝君主，远远不上当初的秦国君王;此时秦朝的制度，已经被胡亥本人殆尽，人心丧失的秦朝军队，远非当初的虎狼秦军;再加上冒出了项羽这么一位不按常理出牌的大神，秦朝的灭亡也就板上钉钉了。

　　西汉的成功，在于利用后发优势，对阶级进行清洗，建立了新秩序

　　而出身于秦朝底层官员的刘邦，则就吸取了秦始皇的教训，他的手段，完全可以被视为开国君主的模板：

　　第一步，在楚汉相争的过程中，将六国勋贵屠戮消灭殆尽，甚至逃到海岛上的田横，也被他活活逼死;(没错，笔者认为田横，是面对当时局势的不得已之举)

　　第二步，“鸟尽弓、兔死狗烹”，将帮助自己战胜一众敌人的功臣们清除殆尽，而且是功劳越大、死的越惨，在垓下项羽、后来被封王的三大名将：韩信、英布、彭越，一个一个杯具。而的异姓王，则也逐渐被以各种名头除掉。

　　第三步，野心小、威胁弱、于自保、出身不显眼的萧何、张良、陈平等功勋，要么继续俯首帖耳，要么自我隔离、逐渐淡出新的治圈。

　　大咖们被收拾干净后，那些出身普通、依功劳出人头地的小咖们，就成了西汉王朝的新兴既得利益阶层。

　　那么，那些在秦朝时不被重视的儒生的地位如何?应该说，秦朝时好了很多。

　　打天下时，刘邦一切从简、“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对待战友们没什么架子;而此时，对于手下群臣大呼小叫、没规没矩的德性，则逐渐深恶痛绝，史称“帝益厌之”。

　　这时候，轮到儒生们上场了。先后为秦始皇、秦二世、项梁、楚怀王、项羽服务过的齐地大儒叔孙通，也就是被后世的司马迁尊为“汉家儒宗”的那位，为新老板刘邦想出了以下的主意：

　　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共起朝仪。

　　指望儒家帮忙打天下、“雪中送炭”很难，但让他们协助守天下、“锦上添花”则再也合适不过了。事关切身利益，原本打心底里瞧不起儒生的刘邦，此时也变了态度：可试为之。

　　公元前200年春，按照儒生们设计的规则，汉高祖刘邦大会文武，出警入、大列仪仗，群臣按级别依次觐见。从来没有领略过这种架势的文武大臣们“莫不振恐肃敬”，以至于以原本大大咧咧的刘邦，发自肺腑的感叹：

　　吾乃今知为皇帝之贵也!

　　(这也侧面证明，此时的汉朝庭上下，与秦时相已经彻底大换血)

　　我们都知道，汉随秦制，“及通制礼，颇有所增损，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所变改”。汉初大量酷吏的涌现，侧面证明了“严刑峻法”是当时的常态。与秦朝相，不同的只有两点：

　　其一，利用后发优势，在楚汉相争以及后续的平乱事件中，彻底解决了秦始皇当时没有解决的阶层更新换代问题，消除了旧贵族的影响力;

　　其二，对于老百姓，受限于“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导致的极端困弊局面，不得已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暂时抛弃了秦朝时的高强度徭役。

　　而到了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尊儒术”方针的确立，标志着通过百年的摸索，大一王朝终于找到了适合新秩序的思想套路。毕竟这一体系的本质，是“外儒内法”而已，就像汉宣帝所说的那样：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后世的王朝也一样，每次的改朝换代，就意味着新一轮的阶级洗牌与换血;少见的和平迭代，后果大多也是一地毛。说白了还是一个词作祟：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