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康安:乾隆晚年最信任的大臣,揭秘其生平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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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晚年,和珅权势煊赫,这一点就连使臣也看了出来,其在回国后的报告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兵部尚书福隆安、户部尚书和珅贵幸用,阁老阿桂之属,充数而已。”

  使臣说的福隆安,系前大学士傅恒次子,也就是孝贤皇后的侄子,其兄弟四人(福灵安、福隆安、福康安、福长安)在乾隆朝都受重用,这在清代史上是不常见的。

  按:傅恒长子福灵安去世较早,其为多罗额驸,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授正白旗满洲副都,署云南永北镇总兵,但于当年六月卒于任所。

  傅恒次子福隆安同样为额驸(娶乾隆第四女和嘉公主),先后担任兵部尚书、军机大臣等要职。后卒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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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而言,和珅虽然幸用,但较之傅恒四子来说又不算什么,因为后者才是正的皇亲国戚,最为乾隆所看重。

  在《清朝的皇帝》一书中,高阳提及和珅固宠的手段时,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和珅得以固宠的另一因素,即为厚结福康安弟兄,而尤在窥知高宗的隐衷。

  (乾隆)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国势极前朝未有之盛,但一母一子,都不得公然享受名分上的尊荣。

  (其)晚年对福康安的舐犊之情,尤为强烈,一则由子及母,对傅恒夫人的一段情,只能在厚遇福康安以为寄托。

  ……福康安在阿桂照应、海兰察效命之下,居然武功彪炳。在高宗心目中,原应是嗣位之子,格于名分,无可奈何,只好待以异数,借补遗憾。

  而福康安所被异数,其中不少为和珅暗中迎合,媚福康安即所以媚高宗;

  而福康安兄弟心感和珅,则以椒房贵戚,对之时,只说和珅好话,宠益以固。后来福康安获罪,即由此故。”

  高阳这段话的信息量很大,但可以归结为两点:

  一是和珅借福康安弟兄邀宠,福康安兄弟亦借和珅固宠,两者相互利用;

  二是福康安之所以受到乾隆的非常厚遇,原因是前者乃后者之私生子。

  邀宠固宠,自然是权臣权术,不过高阳先生说和珅与福康安相互勾结,这却有些偏离方向了。

  事实上,和珅勾结的并非福康安,而是其弟福长安。

  对此,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来华的使臣也有另一段观察:

  “和珅、福长安之用事甚,擅弄威福,大开赂门,豪奢富丽,拟于皇室,有口皆言,举世侧目。”

  正因为与和珅结为,福长安在嘉庆亲政后不久也被夺爵抄家,境遇不和珅好哪去。

  至于福康安,其非但不与和珅勾结,反而是乾隆朝晚期相互争斗的死对头。

  如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时,湖北按察使李天培因私运木植被查,时任四川总督的福康安也因涉案被处以“革职留任”并罚总督养廉银三年。

  表面上看,此案是巡漕御史和琳秉公办事,但明眼人都知道,这是和琳之兄和珅在其背后捣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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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如福康安率军出征廓尔喀及贵州苗民时,和珅也是多方掣肘,甚至指使运粮布政使有意延误粮饷。无他,不欲福康安建功也。

  和珅与福康安相互倾轧其实也不奇怪。

  在和珅看来,福康安既是椒房贵戚,又屡立战功,其性格也一向骄横大,如不将其挤出中枢,则自己地位难保;

  而在福康安这边,其对乾隆深宠和珅自是大不满意,若要让他屈居和珅之下,又岂能心甘情愿?

  对此,使臣又有一段旁证:

  “阁老和珅,用事将二十年,威福由己,贪黩甚,内而公卿,外而藩阃,皆出其门……

  福康安稍欲歧贰于坤,颇自矜持,收拾人望,而宠权相埒,势不两立。

  皇帝欲两解之,每出康安于外,讨平后,巡抚四川,上年八月始还京城,旋命巡抚两广。”

  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乾隆对此也是洞若观火,其采取的措施就是内用和珅、外用福康安,两人不能碰头,免得倾轧起来,自己也抹不下面子,难以收场。

  不管怎么说,和珅与福康安在乾隆晚期都是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万难勾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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