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三才上疏辞职十五次,为什么皇帝却依然不理不睬呢?

  在明朝,一个高级官员一旦受到言官也就是彼时的纪检官员的批评,为了显示自己的清白无辜,一定会主动向皇帝提出辞呈。如果皇帝觉得这个被批评的官员还有利用价值,就会温言,明确表示不同意;反之,就会批准。李三才最初也是遵照这个游戏规则干的。奇怪的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打辞职报告,却都如同石沉大海。

  李三才的辞职报告一连递了15次,皇帝依然充耳不闻,换了一般官员,很可能就顺坡下驴,不再提辞职的事了。可李三才是个有脾气的官员,见第15份辞职报告递上去后仍然没反应,他一气之下,卷铺盖走人。对此,皇帝仍然没有任何反应。这个皇帝就是万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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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三才当时的官职是户部尚书,算是响当当的当权派。李三才在万历二年(1574年)中进士后,先后干过河南参议、山西学政、漕运总督和凤阳巡抚等职,直到万历三十四年,也就是宦海沉浮32年之后,才升至正部级的户部尚书。也就是说,为了和万历赌这口气,李三才不惜输掉自己几十年官场才得到的正果。

  在晚明官员中,李三才个性鲜明,是个让人印象深刻的“三有”干部。所谓“三有”,即有能力、有脾气、有污点。

  先说有能力。李三才入仕初年,曾任山东佥事,当地土匪很多,多年来地方官都束手无策,只能大度地和土匪井水不犯河水。李三才到任后,“广设方略,悉擒灭之”。因此功劳,他很快升任河南参议。

  在任凤阳巡抚时,因凤阳产海盐,万历便派出任税使,一边征税,一边搜刮百姓。其中为首的叫陈增,自以为口含天宪,根本不把地方官放在眼里,不仅“公行攘夺”,而且“数窘辱长吏”,地方官看到他就头痛。一个叫程守训的家伙,投到陈增门下,依仗陈增权势,“纵横自恣”,“刑拷及妇孺”。李三才到任后,一方面对陈增等宦官“以气凌之”,上疏;另一方面派人收集程守训的不法证据,查到赃款数十万和一些原本皇家才可以使用的器物,进而把程守训等人下狱法办。李三才一连诛了好几个横行不法之徒后,陈增不得不收敛行径。李三才的行事风格,使他赢得了“雷轰电掣,雨注风飚,令人有不可测者”和“豪杰而有圣贤之资”的评价。

  再说有脾气。在古时候,百姓向国家上缴的税赋一般是田赋和人头税,万历时期,开始征收一个新税种—矿税。应该说,征收矿税并不是什么耸人听闻的事,但万历时期的矿税征收之所以搞得人怨(陈增即是一例),有两个原因:其一,这笔税收并不是纳入国库,而是充当万历的私房钱;其二,负责征税的不是国家官吏,而是万历指派的宫中。这些人一旦有了鱼肉民间的机会,很少没有无所不用其极的。在明朝高级官员中,李三才最早意识到征收矿税将会带来的恶果。

  他很自然地向万历上奏章,要求停止这种短视行为。这类奏章,前后一共有十余道之多。一开始,他还用婉的言词给万历苦口婆心地讲道理,可万历根本不理。后来,李三才急了,奏章里的味便越来越浓。如其中一道奏章中说:“奈何陛下欲崇聚财贿,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于斯,而可幸无乱者。今阙政猥多,而陛下病源则在溺志货财。”在另一封奏章里,李三才骂得更厉害:皇每回征税,都说宫里太穷,你所说的太穷,不过是黄金没有堆满地,珠玉没有垒齐天罢了。你这样乱搞,官员只有请求罢免,百姓只有,到时候天下就会大乱了,你为什么还不醒悟还不警惕呢?你不要认为我危言耸听,若的到了那般田地,皇该怎么办呢?李三才毫不留情,可万历却采取鸵鸟政策,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

  最后说有污点。魏忠贤上台后,对以清流派为主的东林人大肆清洗,从上消灭之,从精神上抹黑之。以魏忠贤为首的阉还编了个《东林点将录》,以梁山好汉来对应东林人,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已经去世的李三才,被称为“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究其实,李三才虽然与东林精神领袖顾宪成关系很铁,但严格说来,他并不是东林人。不过,在阉时期,与东林有染就是历史不清白。但是,这里说的李三才有污点,乃指其经济上不清白。尽管李三才并不以贪墨著称,但他家境甚是富有,据说其家财价值白银470万两,大略相当于天启时期全国一年的财政总收入。纵使李三才的父亲是商人,也不可能赚到这么多银子。李三才至少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嫌疑。

  李三才不得不辞职以示清白的起因,在于当时内阁缺人,有人向万历建议说,内阁不能老是用那些笔杆子,还是应该从有地方工作经验的官员中选拔,如李三才就很适合。在这之前,李三才贪污的事情几乎没有言官批评或揭发过,但听说李三才有可能进入内阁,言官甚至非言官一时间纷纷上奏,指斥李三才有“十贪”“五”之罪。这些义正词严的批评并不是源于李三才了众怒,而是因为这个被视作“东林巨星”的人将高升内阁,那些与东林纷争多年的浙、齐,当然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政敌平步青云。这就是中国官场的一个怪象:在大家都闷声贪污的情况下,没有人会去告发政敌贪污;只有在政敌阻挡自己的锦绣前程时,才会有人铤而走险地剑走偏锋—因为一旦调查政敌贪污,就很可能引火烧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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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有干部李三才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有现象,像这种有能力,有脾气,但同时也有污点的官员,史上不乏其人。归根到底,其实所有的官员都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有能力会办事,但手脚不干净;无能力不会办事,但手脚干净;既无能力也不会办事,同时手脚还不干净。这三种官员,到底该重用哪一种呢?明君会用第一种,在利用他的能力的同时,尽量他的手脚;有道德洁癖的君主会用第二种,官员不贪便是宝,根本不管他称职与否;昏君会用第三种,他的昏和庸,注定了他既没有能力也缺少机会去甄人才。在这三种君王中,万历哪种都不算,所以,李三才只能愤然辞职。

  这个故事说明:第一,批评皇帝是一种高风险高收入的,既可能因皇帝一时之怒而身首异处,也可能因皇帝今儿个高兴而在一夜之间暴得大名,荣获“仗义执言奖”;第二,末世征兆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皇帝潜伏在宫中享受幸福人生,高级官员却集体患上人格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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