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朱元璋要在圣旨中通篇都是白话文？他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

　　明太祖朱元璋的圣旨满篇都是通俗的大白话，是因为他出身贫寒、教育程度低吗?他白话文里那些看不懂的奇怪句子，又是从哪里学来的?下面为什么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只)是户口不明白俚……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勘合，着的便是好百姓，不着的便拿来做军……

　　这段通俗且有些粗糙的文字透着浓浓的元杂剧风格，其实出自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诏书，与传中国皇帝工整、典雅的文言文诏书差别巨大。即使在文言衰落的当代，朱元璋都因为诏书过于通俗而不时遭到调侃。

　　在很多人看来，这似乎并不难解释：朱元璋出身贫寒，做过和尚、乞丐，这种用大白话写成的诏书，正好符合他的老粗底色。

　　然而这种说法明显不合情理，身为皇帝的朱元璋，不可能找不到文人打理文字工作。他以白话发布诏书，显然有更为深刻复杂的原因。

　　第一次白话文运动

　　明初皇帝中，并非只有朱元璋文风粗糙，他的朱棣也有粗浅直白的文字作品传世，如他的永乐二年诏：“奉天承运皇帝制曰：俺地面西边，西手里地西番各族头目，与俺每好生磨道……”

　　朱棣：“……本族西番听管领着。若有不听管属的，将度治他，尔兵曹如敕毋怠。”

　　朱氏父子的大白话，与他们个人的教育水平并无关系。

　　传中国历来重视词章雅驯，诏书的写作早已被纳入官僚制度，通常在皇帝提出旨意后，由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等饱学之士兼高级文臣拟定成典雅的文言文。

　　明朝开国后，皇帝也不缺人润色文字，有宋濂、解缙等词臣为朱氏父子服务，都以辞章华美优雅而享誉文坛。

　　而且，朱元璋的诏书虽然浅白，但也不像后世张献忠“咱老子叫你不要往汉中去，你强要往汉中去”、动辄出现粗口的圣旨那样不堪入目。

　　朱元璋也并非标新立异的皇帝，即使有所创举，也尽力从前朝发掘先例，甚至不惜附会。如废除宰相后，就依照《周礼》实施春官夏官，还在《道德经》中寻找严刑峻法的依据。他登记时祭告天地的礼仪，也是由投降明朝的元朝大臣参考宋元两代先例制定的。

　　大白话诏书也并非例外，它其实是继承自前朝的一项制度创新。

　　蒙古人征服中原后，由于治阶层的成员多不通汉语，语言文字政策自然以蒙古语文为先。

　　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二月，朝廷下旨：“凡有玺书颁降，并用蒙古新字。”强调用国师八思巴创制的八思巴蒙古字“译写一切文字”

　　然而，直接用蒙古语治理广阔的汉地，难免困难重重，这就需要数量庞大的翻译员。在汉语文献里，这些人被称为“舌人”或“通事”，蒙古语称“怯里马赤”。用当代中国人熟悉的词来说，就是“翻译官”。

　　忽必烈初入中原，即在宣政院、中政院、储政院等机构设置怯里马赤，此后朝廷中枢机构、省路地方机关都设有通事翻译。

　　这些“通事”往往汉语素养有限，整体教育水平也不太高，难以深入学习文言文，只得采用简明易懂的早期白话，这样就形成了“白话讲章”“白话公牍”。这种背景下，整个元朝，圣旨和高级公文往往是用汉语白话文传达。

　　到后来，为了让皇帝能够听懂自己的意思，不少高级文臣和饱学大儒主动放下身段，舍弃了典雅的文言文，用上了大白话。当时的著名理学家吴澄给蒙古皇帝讲《资治通鉴》时所写的《经筵讲义》，使用的便是当时流行的白话文。

　　朱元璋在青少年时代，见识到的中央朝廷的恩泽，恐怕均由这种文字承载。

　　与后世的民族想象不同，朱元璋对元朝并无太多恶感，朱元璋自称“朕本农家，乐生于有元之世”“元世祖肇基朔漠，入中华，生民赖以安靖七十余年”，甚至“元虽夷狄，然君主中国且将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

　　15世纪中叶后，明代人的民族意识才随着越发严重的“北虏”之患而高涨起来。在那之前，“乐生于有元之世”、且非常重视制度延续性的朱元璋，以继承前朝皇帝圣旨文体来显示新王朝的正性，是合情合理的做法。

　　不过，朱元璋的“大白话”虽然文言文浅白，但现代人读起来，不会读文言文容易，且会感到语法有些怪异，如下面的《谕西番罕都必喇等诏》选段：

　　俺将一切强歹的人都拿了。俺大位里坐地有。为这般上头诸处里人都来，我行见了。俺与了赏赐名分，教他依旧本地面里快活去了。似这般呵，已自十年了也。止有西番罕都必喇拜桑他每这伙人，为什么不将差发来，又不与俺马匹牛羊?

　　这一段诏书中，大略意思虽然还算明了，却存在着诸如“俺大位里坐地有”“我行见了”这样奇怪的句子。

　　这种怪腔怪调同样继承自前朝。

　　元代的翻译官们不仅把白话发展成了公文用书面语，还创了一种与宋代早期白话完全不同的“翻译腔”。其主要特点，就是虽然以汉语白话写作，但很多却看不懂。写于1314年的“元氏开化寺圣旨碑”碑文就是其中的典型：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和尚、也里可温、先生每，不拣甚么差发不着，告天祝延圣寿者……这的每宫观里，他每的房舍里，使臣休安下者，铺马、袛应休与者，税休与者。但属宫观的水土、园林、碾磨、店舍、铺席、解典库、浴堂，不拣甚他每的，不拣谁休倚气力者。更这和尚每道有圣旨么道，没体例的勾当休做者。做呵，他每不怕那甚么!

　　“元氏开化寺圣旨碑”碑文强调要免去包括僧人在内的所有神职人员的差役和赋税，并保护他们的财产。这些人员也不得仗着有圣旨保护而去违法乱纪

　　为了保留原意，避免纰漏，元朝翻译官在把蒙古语译成汉语时，并没有使用汉语中常用的“主-谓-宾”结构，而是机械套用了蒙古语最常见的“主-宾-谓”结构，从而生造出“没体例的勾当休做者”这样令人费解的句子。

　　具体用词中，强行翻译的痕迹也不少，如蒙古语中存在、汉语中却不存在的名词复数，就被强行翻译成“每”。

　　翻译官或偷懒、或能力低下，把当时北方地区流行的白话词汇直接硬塞进了蒙语语法结构中，便形成了我们所看到的“XXX 每”“XXX 有”“XXX
呵”“XXX 那般者”这样奇怪的语言。

　　在今天汉族视角史观里，1000年以来的中国王朝为“宋元明清”，宋明之间只有不足百年的少数民族治。但对于元大都一带生活的而言，直到元皇室北逃，他们经历的王朝是“辽金元”，四百余年里，各族往来早成了常，而居治地位的族群都来自阿尔泰语系。

　　因此，诸阿尔泰语融进汉语，从五代十国时期就开始了，在蒙古词汇进入前，中国北方很多地区早已形成了所谓“汉儿言语”。与我们理解的汉语不同，“汉儿言语”中已经出现了“主-宾-谓”结构这样的语法。

　　到了元代，它甚至被收入的汉语会话教材，因为“如今朝廷一天下，世间用著的是汉儿言语”，在多民族杂糅的大都，不通“汉儿言语”，做买卖都会遇到障碍。

　　不过，北方的“百姓每”用惯了的翻译腔，南方人就不太容易接受了。至元三十一年(忽必烈在位最后一年)春节，江南盐官县学教谕黄谦之就创作了一副春联，讽刺到处通行的翻译腔：“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

　　在创作、欣赏的元代文学作品中都能看出其影响。关汉卿的名作《窦娥冤》中有：

　　你如今在这里。早晚若顽劣呵。你只讨那打骂吃。

　　甚至看重文字优雅的儒家学者，也会在作品中写出有这种特征的词句。

　　如著名理学家许衡，在他进呈忽必烈御览的理学著作《大学直解》里，就一改
“之乎者也”的刻板形象，使用起了蒙古皇帝能够看懂的汉文，用词之浅白，几乎超过为中学生讲解文言文课文的当代语文教师：

　　如人身上有尘垢，今洗了，明又洗，每洗得身上干净，若一不洗呵，便尘垢生出来。恰似人心里常常地思量呵，好公事每行着，不教错了，若一不思量呵，恐怕便行得错了。

　　朱氏父子，使用白话文除了依袭前朝制度外，可能也有方便沟通的考虑。朱元璋发给户部、军户的文书常用白话，而供全国人民阅读的《大诰》就以文言写成。

　　朱棣在处置建文帝遗臣的妻女时，就用白话文向锦衣卫作出指示：“抬出门外着狗吃了。钦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