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ldquo;限商rdquo;，为什么汉武帝会允许让商人做官？

　　为什么汉武帝会允许让商人做官?下面为什么小编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相关内容。

　　商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被轻视的集体，如秦“商鞅变法”时，商鞅就采取“限商”的政策(当然也有人说是“抑商”)，《史记.商君列传》载:“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以农业为“本业”，商业为“末业”，农民努力生产粮食和布帛，不但有机会免除劳役，甚至还能免除赋税，而从事工商业的不但要缴纳赋税，而且还是重税，且如果因从事工商业而变得贫穷的，他的妻子还要被没收为官奴。

　　而商鞅之所以会如此做，究其原因在于，商鞅认为私人工商业不仅会让国家失去从军敌、务农种田的劳动力，而且还会削弱国家的实力，因为私人工商业会让国家的财富流往商人手中。《商君书.去强》曾言:“农少、商多，贵人贫、商贫、农贫，三官贫，必削”，就是如果农民变少，商人变多，则就会导致贵族变穷、商人变穷、农民变穷，这样国家的实力势必会变弱，所以“私人工商业不除，则国有产业难兴”，为了强大秦国的实力，就应该要打压商人，然后对商人征以重税，只有这样才能抑制商人势力的膨胀。

　　如此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对商人的国策就是“限商”，直到西汉初立之时亦是如此。

　　刘邦建汉后，对商人的政策亦延续秦制。《史记.平准书》载:“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此时刘邦规定商人不得穿丝绸做的衣服，也不能坐车，同时还要对他们加收重税。

　　但是自惠帝开始，西汉朝廷开始缓慢的提高商人的地位。汉惠帝时期，惠帝下令“复弛商贾之律”，放松对商人的，此时惠帝对于商人的唯一就是“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即商人的子孙不准入朝为官。

　　而到了文景时期，因国家财政的匮乏，致使朝廷不得不依赖于商人。因此为了从商人手中获得财富，文帝时，在晁错“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的建议下，汉廷开始实行“入粟拜爵”制，此时商人只要能出钱出粮的，最高就能获得“大庶长”的爵位。也就是如此，商人的地位开始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他们利用手中的财富开始名正言顺的进入到了汉朝的朝堂之上。

　　直至武帝时期，商人经过文景时期的发展，开始逐渐的在朝堂上有了一席之地，并逐渐的成为了西汉朝堂上一股举重若轻的势力。而后在武帝的重用下，商人更是能位居九卿之职，甚至是成为一位君主的辅政大臣。

　　众所周知，武帝时期，西汉一改往的“与邻和睦”的政策，开始对匈奴、南越、西南夷、西域等各国或主动、或被动的发起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战争。经过数十年的征战后，西汉虽打出了“强汉”的威名，但因战争的频繁，西汉的经济也开始陷入崩溃，此时“县官大空”、“是时财匮，战士颇不得禄矣”等窘迫的局面开始纷纷出现。

　　于是为了打破西汉财政匮乏的局面，武帝开始采取了一系列的经济措施，如增加算钱、缗钱等税目，增加农民的赋税等，但是这些政策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西汉财政匮乏的窘境。

　　也就是这个时候，桑弘羊、东郭咸阳、孔仅等有头脑，又有经商头脑的商人开始出现在武帝的面前，他们利用自己在商业上的天赋为武帝出谋划策，规划出一系列极具效果的经济改革措施，如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币制改革、酒榷等。

　　于是乎，汉武帝为了振兴汉朝的经济，也了遏制汉朝国势的衰退，开始赋予他们高位，以此来执掌西汉的经济改革，从而重现大汉往“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不可食。”(《史记.平准书》)的辉煌。

　　《史记.平准书》载：“於是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侍中。咸阳，齐之大煮盐，孔仅，南阳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郑当时进言之。弘羊，雒阳贾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因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在商业上的天赋，东郭咸阳、孔仅做了大农丞，秩千石，桑弘羊做了侍中，成为汉武帝近臣，有了参与朝堂议事的权力。

　　而随着桑弘羊、东郭咸阳、孔仅等商人的崭露头角，越来越多的商人开始得以入朝为官。如《史记.平准书》所载:“使孔仅、东郭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矣。”，“盐铁官营”的政策就让大量的商人得以进入官场，当时孔仅、东郭咸阳为了便于“盐铁”划归国有，他们不但建立了一个专门的盐铁机构，同时还让一大批因经营盐铁业而致富的商人们进入盐铁机构为吏。

　　此时商人的势力，在武帝朝达到了鼎盛，他们或为天子近臣，或为九卿，或为地方要员。甚至到了昭帝初登基时，作为雒阳商人之子的桑弘羊还同霍光、金磾、上官桀等三人一起做了辅政大臣，辅佐昭帝治理天下(《汉书.霍光金磾传》载:“上以光为大司马大将军，磾为车骑将军，及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皆拜卧内床下，受遗诏辅少主”)，可以说此时商人的地位已不可与汉初同而语。

　　当然整体而言，汉武帝对于商人大体上依然还是采取打压的姿态，在改革中无论是盐铁官营、均输平准，还是酒榷，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抑制商人的发展，然后从商人的手中夺回对民间经济的掌控权，从而壮大汉朝的国力。

　　但是不管如何，较之西汉初期，商人的地位显然有了质的提升，武帝打破了“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的规矩，此时的商人不但可以堂而皇之的入朝为官，甚至还可以位列九卿之职。

　　可以说，正是武帝在用人上的不拘一格，才造就了大汉的辉煌。正因武帝在推行的经济改革中大胆的起用商人来作为主管官员，并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及采纳他们所提出的一系列较为合理的经济政策，才最终挽回了西汉经济的颓势，并也间接的促成了西汉极盛时期“孝宣之治”的诞生。

　　正如《盐铁论.轻重篇》所言:“上大夫君与治粟都尉管领大农事，灸刺稽滞，开利百脉，是以万物流通，而县官富实。当此之时，四方征，车甲之费，克获之赏，以亿万计，皆赡大司农。此者扁鹊之力，而盐、铁之福也。”，武帝时期那些做官的商人的确推动了西汉的经济发展，他们着自己在商业上的天赋，及对市场运行规律的了解，最大限度的增加了西汉的财政收入，也极大的缓解了武帝因财政匮乏所带来的压力。

　　事实证明，武帝允许“商人为官”实质上并没有什么错，“商人为官”在初期的确为西汉带来了丰厚的回报。如《史记.平准书》所载:“於是天子北至朔方，东到太山，巡海上，并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馀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武帝北巡时，所赏赐的“帛百馀万匹，钱金以巨万计”全部都是来自于商人官员主管的机构，可以想像，武帝和汉廷从这些商人官员中获得了多么巨大的回报。

　　但凡事都有利害两面，西汉虽从任用商人为官中获得了巨额的财富，也依他们基本解决了武帝中期之后财政匮乏的问题。但是随着商人们大规模的涌入到西汉的官场中，再加上商人们身上自带的那种“逐利”的本性，这些都为西汉的官场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

　　首先商人的大量涌入让西汉的冗官问题变得益严重。武帝时期quot;冗官quot;问题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其一卖官带来的“冗官”。武帝时期，武帝允许商人用钱来买官(《汉书·食货志》载:“入财者得补郎”)，所以当时稍微有点资产的商人都会为自己，亦或子嗣买一个官当当，虽然武帝朝卖出的官大多为“郎官”，如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等，但这些再不济也是个官。

　　不过，当时武帝卖官到底卖了多少不得而知，但是从史书中记载“入财者得补郎，郎选衰矣”的这段话可以看出，能让“郎选衰矣”足以看出武帝卖官的疯狂。而随着“郎官”的增多，“冗官”问题也就随之出现。

　　其二经济改革带来的“冗官”。武帝时期之所以会让“冗官”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主要原因在于为了让商人名正言顺的主管经济改革，武帝曾为此创造出了大量全新的官职。

　　如为了推行“盐铁官营”。据计武帝一共在各郡国设置了84个盐铁官，其中盐官36个，遍及27个郡国;铁官48个，遍及40个郡国(以上仅仅只是有史有查的数量，正历史上的盐铁官显然要远远多于84个)。而从《史记.平准书》记载的“使孔仅、东郭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矣”，可以看出这些官职显然就是为了商人而设的。

　　再如《汉书.食货志》所载:“乃分缗钱诸官，而水衡、少府、太仆、大农各置农官，往往即郡县没入田田之。其没入奴婢，分诸苑养狗、马、禽兽，及与诸官。”，当时武帝为了方便管理从地主豪强手中收刮而来的大量田地、奴婢等财物，开始在水衡、少府、太仆、大农等机构设立了大量的“农官”。

　　如负责水池的有水官、负责没收上来的田地的有搜粟都尉、农都尉、属国农都尉、护田校尉、屯田校尉、渠利田官、北假田官、辛马田官、候农令、守农令、劝农掾等官、负责养骆驼的有牧橐丞，负责诸苑养狗、马、禽兽的有各苑令丞。从一个管理朝廷没收上来的田地的都设置了这么多新的官职来看，可想而知武帝在进行经济改革时设立了多少全新的官职。而这些大量全新设立的官职，势必也就会加快“冗官”问题的出现。

　　再是“冗官”的出现势必会大大增加国家的财政开支。昭帝时期，辅政大臣霍光曾召开一次讨论国家现行政策的辩论大会，也就是“盐铁之议”。在这次会议上，贤良文学在与桑弘羊的辩驳当中，这样说道“今狗马之养，虫兽之食，岂特腐肉肥马之费哉!无用之官，不急之作，服侈之变，无功而衣食县官者众，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减除其本而欲赡其末，设机利，造田畜，与百姓争荐，与商贾争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国家也。夫男耕女绩，天下之大业也。故古者分地而处之，制田亩而事之。是以业无不食之地，国无乏作之民。今县官之多张苑囿、公田、池泽，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归权家。”(《盐铁论.园池篇》)。

　　实际上汉武帝所设置的一些全新的官职，大部分都是“无用之官”，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武帝在水衡、少府、太仆、大农等机构设立的“农官”。这些“农官”所执掌的职责大部分都是重叠的，如屯田校尉掌轮台、渠犁驻防及屯田事务，护田校尉掌西域屯垦，这屯田校尉所掌的轮台、渠犁二地就在西域的地界，那既然护田校尉就是执掌西域地区的屯垦的，为何还要再去设一个屯田校尉呢，这不就是明摆着的是一个“无用之官”吗?

　　而这样的事例，在武帝所设的“农官”中那是屡见不鲜。正如贤良文学所说“今狗马之养，虫兽之食，岂特腐肉肥马之费哉”，连养狗、马等禽兽都要设立一个官职，这样程度的“冗官”势必就会造成“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问题的出现。

　　朝廷因为这些“冗官”增加了大量不必要的财政开支，而底层的百姓也因“冗官”的存在变的更贫穷，因为大部分的“无用之官”都是些“无功而衣食县官者”，他们都是一群“或斗走狗马，弋猎博戏，乱齐民”之徒(《汉书.食货志》)。想想看，这么一群只知“与百姓争荐，与商贾争市利”的世家子弟，他们能为百姓带来什么好处?唯一的就是带来无尽的苦难。

　　最后是大量商人入朝为官导致了西汉的朝廷变得越来越。司马迁曾言商人自古多是“多积货逐利”之徒(《史记.平准书》)，让他们进入官场势必就会将安于享乐、逐利等不良风气带入到官场之上。实际上后来所发生的种种也的确验证了司马迁所言不虚，商人的多是一群“多积货逐利”之徒，如商人在推动“盐铁官营”时，就出现了“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民用钝弊，割不痛，是以农夫作剧，得获者少，百姓苦之矣。”(《盐铁论.水旱篇》)的问题。

　　那些商人们借着手中对于盐、铁的垄断，仗着百姓只能从他们那里拿到盐、铁，他们偷工减料、以次充好，把最差的卖给百姓，但给的却是最贵的，百姓为此是被他们弄得是苦不堪言。百姓用最贵的，买来的却是最钝的刀，连割都割不了，百姓每天都必须付出成倍的时间才能完全田间的工作，可最后获得的利益却反而变的更少，你说百姓的生活被这些商人都弄成什么样了?的是“百姓苦之矣”。

　　商人为官，以权谋私，大发横财的事情在武帝朝是层出不穷，就连武帝的近臣桑弘羊也不例外。“今公卿处尊位，执天下之要，十有余年，功德不施于天下，而勤劳于百姓，百姓贫陋困穷，而私家累万金。此君子所耻，而伐檀所刺也。昔者，商鞅相秦，后礼让，先贪鄙，尚首功，务进取，无德厚于民，而严刑罚于国，俗坏而民滋怨，故惠王烹菹其身，以谢天下。当此之时，亦不能论事矣。今执政患儒贫而多言，儒亦忧执事富贵而多患也。”(《盐铁论.国疾篇》)。

　　当时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就直指桑弘羊以权谋私，中饱私囊，私家累万金，而当时的桑弘羊却只能是“悒悒而不言也”(《盐铁论.国疾篇》)，可想而知桑弘羊是有多么的心虚，想来贤良文学所说句句属实，致使桑弘羊都没有反驳的勇气了。想想看，连身处高位的桑弘羊都是如此，更何况是底层的那些低级的商人官员呢?

　　只能说武帝用商人做官，那些商人虽富了汉朝的国库，但底层的百姓却并没有因此变富，反而是被那些以权谋私的商人官员弄的是更加的贫陋困穷。而武帝朝虽从他们的身上得到了巨大的好处，不但做到了“都内充殷，取赡郊野”(《史记.平准书》)，也成功的遏制出了西汉国势的衰退。但是自武帝之后，“商人为官”却开始给西汉带来了无穷的麻烦。

　　这些商人将那股贪财好利的不良风气带入到了西汉的官场之上，从此西汉的吏治开始变得越发的，他们生活奢侈，以权谋私，贪污，对西汉的吏治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虽然武帝后期，汉武帝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挽救措施，如在地方上设立“州刺史”监察百官等，但这些举措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商人给西汉官场带来的吏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