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修的死因是什么？从杨修之死看汉魏嬗代！

　　今天为什么小编就给大家带来杨修之死的相，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世说新语》里所记载的杨修形象颇为“轻狂”，这一点被罗贯中所继承并加以发挥，所以我们看到《三国演义》里的杨修同样是恣肆逞才。但是小说却有意隐去了《世说新语》中所认为的杨修之死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卷了入曹丕曹植兄弟的立嗣之争。罗贯中在文学作品中大力渲染杨修“恃才傲物”，好几次让曹难堪，因此招致了身之祸，最终死于曹的“嫉贤妒能”。《三国演义》的这个做法当然是为了服务于小说主旨，是出于塑造曹“雄”形象的需要，而并非历史的实。

　　《世说新语》虽然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是关于杨修的死因也流于表面

　　历史上实的人物和事件，往往具有文学作品更为复杂和深刻的内容。即便具有很高史料价值的《世说新语》，在“杨修之死”这个问题的解释上，其实也显得有些平面化。杨修之死固然是因为卷入了曹氏夺嫡之争，但是杨修的死又远不止参与曹氏内部权力斗争这么简单。既然杨修当然并不是死于曹的“嫉贤妒能”，又不止是卷入“曹立嗣”这么简单。那么，杨修之死的背后到底还有什么深层次的原因呢?

　　在笔者看来，杨修之死跟他本人的立场有直接的关系，也是汉魏嬗代历史进程中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标志着以世家大族为支柱的东汉政权的彻底败亡，同时也预示着汉魏嬗代的必然到来。

　　一、曹对于杨彪杨修父子的拉拢

　　陈寿在《三国志》里对曹有一个总结性的评价，“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这里陈寿看到了曹在政策层面是“申商法术”，这是曹打击以“儒”为特征的世家大族的一面。陈寿的这个看法，我们不能说他错了。然而在《魏书·卢渊传》里，孝文帝答卢渊表里有“曹胜袁，盖由德业内举……定非弊卒之力强，十万之众寡也。”这样的说法。孝文帝对于曹崛起的理解，起陈寿来，显然层次更高，已经涉及到的深度。

　　曹用人，对“德”并不非常在意

　　曹“德业内举”，按照田余庆先生的说法，其实就是他对于东汉以来，在朝野都具有巨大影响的世家大族这个阶层，有一个较清醒客观的认识。由此，曹对待这个阶层，采取的是一个适度而又有效的弹性政策。

　　和田老观点相似的，还有徐杨杰在《中国家族制度史》一书中所提出的“东汉政权是一个世系大族公卿满朝的政权，曹夺取这个政权时不得不承认这个既成事实。为了巩固治，曹也必须吸收一些强宗大族在朝廷任重要官职。”

　　世家大族在汉末中，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存在

　　关于曹对待世家大族的态度，田徐两位所见略同。我们考察曹对待杨彪杨修父子的态度，这一点也能得到印证。弘农杨氏，是东汉以来的超一流家族和第一等高门，并且在汉末还和另外一个超一流家族汝南袁氏还有姻亲关系，而杨修便是杨氏和袁氏联姻的后代。杨修之父杨彪又是汉末的太尉，在这种情况下，杨修与其父的影响力就可想而知了。

　　因为杨彪出身东汉最有声望的高门大族，世代忠于汉室。杨彪的先祖从杨震开始，世代和宦官进行激烈的斗争，世代也都以清流自居，对曹这种“赘阉遗丑”本来是非常鄙视的，根本不可能心悦诚服地接受曹的治。曹对此也早就心知肚明，其实曹对于杨彪为首的世家大族势力一直非常忌惮，想杨彪之心早已有之。

　　《后汉书·杨震传附杨彪传》:

　　“时袁术僭乱，托彪与术婚姻，诬以欲图废置，奏收下狱，劾以大逆。”

　　从这条史料可以看到，曹杨彪之心早已有之，只是未得借口，最后只能以袁术和杨彪的姻亲关系勉强处置杨彪。但是即便如此，曹依然遭遇了来自己方势力内部的强大阻力。孔融以杨彪“四世清德，海内所瞻。”提醒曹杨氏的巨大影响力，并且警告曹说“横无辜，则海内观听，谁不解体!”，甚至还以为自己“明便当拂衣而去，不复朝矣。”作为进一步的威胁。曹在这种情况下，也只能作罢。

　　曹最终不敢妄杨彪

　　更为讽刺的是，袁绍和杨彪、孔融等人也有矛盾，曾经在建安三年(198年)给曹去信，想借曹之手除掉他们，然而曹依然不敢轻举妄动。

　　《三国志·武帝纪》：

　　“袁绍宿与故太尉杨彪、大长秋梁绍、少府孔融有隙，欲以他过诛之。公曰:‘当今天下土崩瓦解，雄豪并起，辅相君长，人怀怏怏，各有自为之心，此上下相疑之秋也，虽以无嫌待之，犹惧未信;如有所除，则谁不自危?’”

　　曹这番对袁绍的作答，当然首先是将他的虚伪表现的淋漓尽致，但是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杨氏等人在东汉的巨大影响力，使得曹不敢轻举妄动。

　　汉室虽然衰微，但是拥汉者却大有人在

　　曹不敢杨彪，反而以太常的高位来进行笼络。然而杨彪以其坚定拥护汉室的立场，不可能心和曹合作。从这一点来说，杨彪和荀彧有相似之处，但是表现得更为极端。

　　《三国志·文帝纪》：

　　“彪见汉将终，自以累世为三公耻为魏臣，遂称足挛，不复行，积十余年。帝即王位，欲以为太尉，令近臣宣旨。彪辞曰:‘尝以汉朝为三公，值世衰乱，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复为魏臣，于国之选，亦不为荣也。’”

　　杨彪在曹代汉之心益暴露的时候，选择了坚守汉节，闭门绝户十多年，拒绝和曹合作。到了魏文帝践，想启用杨彪做魏朝的太尉，杨彪也再次表达了拒绝。

　　这种情况在杨修身上，亦是如此。

　　《三国志·陈思王植传》注引《典略》：

　　“杨修字德祖，太尉彪子也。谦恭才博。建安中，举孝廉，除郎中，丞相请署仓曹属主簿。是时，军国多事，修总知外内，事皆称意。自魏太子已下，并争与交好。又是时临淄侯植以才捷爱幸，来意投修，数与修书，书曰：“数不见，思子为劳;想同之也。”

　　我们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到两个关键性的信息，一是杨修受到了曹的提拔和重用，这是曹拉拢杨修的表现，同时这使得杨修具有了“总知外内”的地位;第二点则甚为关键，那就是这里给我们呈现出了一个和《世说新语》里完全不一样的杨修，《世说》里杨修颇为轻狂，主动参与了曹的立嗣活动，是一个“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形象，其被颇有些“咎由自取”的味道。而裴注引用的材料则向我们清楚的表明，是因为杨修在曹身边掌握机密，曹魏诸卿争相与之结交，这里面甚至还包括了曹丕和曹植。而杨修之所以选择辅佐曹植，这自然和其立场有关。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将在后进一步分析。

　　杨修其实也是拥汉立场

　　因为杨氏一门在东汉的巨大声望，曹不得不对其进行竭力拉拢。这显示出曹在对待世家大族政策上灵活弹性的一面;但是，如果反复拉拢都不成，时机一到，曹又会对这些“恃旧不虔”，不愿意支持自己代汉的人物加以戮。

　　杨修之死，表面上是他卷入了立嗣之争。但是杨修的悲剧，本质上却是因为他和其父一样是忠汉立场，并不支持曹魏代汉，这才导致了曹借故对其痛下手。

　　二、杨修之死与曹立嗣

　　应该说，杨修和其父杨彪在拥汉这个问题上，具有相同的立场。但是父子两人的行事风格，却略有差异。杨彪从建安年间就开始拒绝与曹合作，而杨修却一直出仕曹。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杨修虽然为曹效力，但是明显对曹并不恭顺，经常在曹面前炫耀其才智，颇有藐视曹权威的意味，这一点和孔融、祢衡这类忠汉士人以往的各种表现，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杨修炫耀才智，却并非“恃才傲物”

　　杨修的这类表现，在史籍中有不少的记载。

　　《世说新语·捷悟》：

　　杨德祖为魏公主簿，时作相国门，始构榱桷，魏武自出看，使人题门作“活”字，便去。杨见，即令坏之。既竟，曰：“‘门’中‘活’，‘阔’字，王正嫌门大也。”

　　《后汉书·杨修传》：

　　“及自平汉中，欲因讨刘备而不得进，欲守之又难为功，护军不知进止何依。于是出教，唯曰：“肋”而已。外曹莫能晓，脩曰：“夫肋，食之则无所得，弃之则如可惜，公归计决矣。”乃令外白稍严，于此回师。脩之几决，多有此类。”

　　《世说》里的几个故事基本都被《三国演义》所采用，用以塑造杨修“轻狂”的形象，而《后汉书》里这则“肋”的记载，在《三国演义》里还被罗贯中作为杨修之死的直接诱因加以演绎。

　　然而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杨修的死因绝非如此简单。在《三国志》中，杨修并没有单列传，他的死因就更需要我们抽丝剥茧，加以厘清了。

　　《典略》：

　　“公(曹)以修前后漏泄言教 , 交关诸侯 , 乃收之 。”

　　《三国志·陈思王植传》：

　　“植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太祖大怒，公车令坐死。由是重诸侯科禁，而植宠衰。太祖既虑终始之变，以杨修颇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诛修。”

　　分析这两则史料，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它们都提到了杨修作为曹植宾客的身份，也就是指杨修成为“植”，卷入了立嗣之争，这固然可以看做是杨修被的直接原因。但是，曾经于曹植者众多，前前后后还有司马孚、贾逵和王凌等人，为什么偏偏要杨修?另外，诛曹植羽之事，其实多为曹丕所为，然而就连曹丕本人也认为杨修“过薄”，罪不至死，甚至在杨修死后还颇为思念杨修。最后，曹杨修之时为建安二十四年，曹丕在建安二十二年就被立为太子，立嗣之争已经结束两年多了，如果杨修的因为是单纯地因为卷入立嗣之争而死，那为什么曹会在自己离世前百天才决定掉杨修?

　　以上种种，都显示着曹杨修，绝非杨修卷入立嗣之争这么简单。

　　卷入立嗣之争者众多，为何单单要杨修?

　　笔者觉得更重要的正是杨修本人的立场，恐怕才是曹“虑终始之变”的忌惮所在。杨修和其父的拒绝出仕曹有所不同，他确实用事于曹，一度也深受曹信任。但是我们通过杨修在曹魏集团的表现，和前文的一些分析可以看到，杨修出仕曹的初衷和荀彧其实颇有相似之处，都是想借助曹之力来复兴汉室罢了，这也是和其家族世代忠于汉室的传相一致的。曹在自己离世前一百天杨修，这和他在称魏公前一年逼死荀彧，可以说完全如出一辙。荀彧的死因在《三国志》里扑朔迷离，近乎于不能明言。陈寿一句“(荀彧死后)明年，太祖遂为魏公矣。”，一个“遂”字，显示出了强烈的暗示意味。《三国志》里又说，“修死后百余而太祖薨，太子立，遂有天下。”我们从这里看到，杨修的正死因，被陈寿几乎以同样的笔法加以了传达。

　　杨修继承其家族风尚，怀抱忠汉之心而始终不愿更张，终不见容于曹。曹又因其“颇有才策”，顾虑其身后的形势，出于抑制汉廷势力一切残存的力量的考虑，最终还是举起了对杨修的屠刀。

　　曹对杨修的立场顾虑重重

　　杨修的死，意味着弘农杨氏“四世三公”鼎盛局面的终结，也标志着以世家大族为支柱的东汉王朝走到了尽头。

　　三、杨修之死与汉魏嬗代

　　杨修的死，是和曹植的失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两件事都标志着拥汉势力的彻底消亡，自然也意味着东汉王朝的彻底败亡，汉魏嬗代不可逆转地到来。

　　杨修之死，根本上是因为他的拥汉立场。然而杨修拥汉和支持曹植，支持曹植和汉魏嬗代，这两个问题有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这是目前学界和上都少有涉及的一个问题，笔者早些时候读周一良先生《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似有所获，这里略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杨修的立场是显而易见的，作为汉室忠心耿耿的支持者，他肯定是坚决反对汉魏嬗代的。然而曹植的立场，则不太为人所注意，作为曹的，似乎这不应该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然而周一良先生在其著作里探隐发微，指出“曹丕曹植相争，而子建失败，与二人对曹决意篡夺汉朝之态度恐亦有关。”

　　清代学者宋翔凤在《过庭录》分析曹植的《三良诗》中“功名不可为，忠义我所安”语，认为曹植有忠于汉室的思想，认为人生不可有觊觎非分的想法。又说曹在建安十五年时，自桓文欲为匡扶之业。曹的这个话实性自然值得怀疑，但是曹自桓文的时候，又说曹植的想法和他自己一致，恐怕这就并非不是实情况的表达了。后来曹植失宠“势不容己”，则是曹植“尚执前意”的结果，也就是说，曹植一贯坚持“桓文之业”，想对汉室尽匡扶之力，而非取代自立，要行汉魏嬗代之事。后来曹丕篡汉，曹植本来就不见容于其兄，在这种情况下，曹植依然冒着极大风险，“发服悲哭”，显示出了对汉室强烈的眷恋。《苏则传》说：“临淄侯植闻魏氏代汉，发服悲哭。”这个情况并非孤证，《魏略》也有类似的记载，“植自伤失先帝意，怨激而哭。”

　　作为曹的，曹植的立场却出人意料

　　北魏孝文帝在表达对其弟元勰的信任时，曾经说过：“二曹以才名相忌，我和你以道德相亲。只要克己复礼，就不必再在乎的事情了。”
在以往对曹丕和曹植相争的解读中，多以“才名相忌”的角度来进行观察，这恐怕只涉及到了部分原因，也就是只论及了兄弟二人的才能，而忽视了他们抱负上的差异。曹曾经作教令说：“始者谓子建，儿中最可定大事。”曹在这里所说的“定大事”，毫无疑问就是指汉魏嬗代之事，由此可见曹在选择魏太子时，是和行篡汉之事联系在一起的。曹曾经对曹植寄予厚望，但是后来曹植表现出来的对汉室的留恋，至少是对行篡汉之事的不置可否，相较曹丕的野心勃勃，曹最后改弦更张，选定曹丕作为继承人，也就非常容易理解了。

　　这里花了较多篇幅讨论曹植对于汉室的态度，是因为了解曹植的倾向，对于理解杨修始终如一坚定地支持曹植的立场至关重要。事实上，最初支持曹植的远不止杨修，贾逵、王凌和司马孚这些后来的曹魏开国元勋，都曾经是曹植的支持者。另外，荀彧的态度也值得玩味，虽然荀彧在曹的立嗣问题上，始终没有明确表态，但是从其子荀恽的选择，或者可以对荀彧本人的态度窥知一二。

　　曹丕野心勃勃，决意篡汉

　　《三国志·荀恽传》：

　　“初，文帝与平原侯植并有拟论，文帝曲礼事彧。及彧卒，恽又与植……文帝深恨恽。”

　　如前文所说，陈寿在《三国志》中已经强烈暗示过荀彧的死因了。这里陈寿又说荀恽“又与植”，显然也是颇有深意。纵观荀彧后代在曹魏时代，都称不上显贵。这显然和荀彧父子秉持忠诚于汉室的理念，而支持曹植有莫大关系。但是随着如贾逵，王凌为代表的世家大族纷纷放弃汉室，转而支持汉魏嬗代。最后也就只剩坚守内心信念的杨修依然执着地支持曹植，这种孤的坚守，显然木难支，难怪乎杨修自己也说“我故自以死之晚
”，他对自己的最后的悲剧其实是早有预料的。

　　杨修作为世家大族中，汉室最后的也是最坚定的支持者，在汉魏嬗代的时代洪流中，显得如此的形单影只。杨修心存宏愿托身曹植，然而随着曹植的失败，他终究无法做到将其家族的光荣踵事增华，将残存的汉室兴微继绝，这或许才是他悲剧的正的根源所在。

　　杨修悲剧的根源在于他不支持汉魏嬗代

　　结语

　　杨修之死，并非是因为曹嫉贤妒能，而是因为他拒绝曹的拉拢，始终坚持对汉室的忠诚，反对曹氏的汉魏嬗代。然而杨修并不具备和曹在军事上对抗的资本，他只能用在曹面前炫耀才智的方式，来藐视曹的权威。他只能选择支持没有篡汉之心的曹植，来实现自己的理想。然而，随着曹植争储的失败，因为杨修的才干和立场让曹始终忌惮，他终于在自己临死前决定除掉杨修，以消除自己身后的隐患。杨修的死，是一个标志件，标志着弘农杨氏“四世三公”鼎盛局面的终结，标志着以世家大族为支柱的东汉王朝走到了尽头，也标志着汉魏嬗代的最终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