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灭亡的是因为农民吗 他们才是推动幕后的黑手

　　很多人都不了解秦朝灭亡的事情，接下来跟着为什么小编一起欣赏。

　　中国第一个大一帝国秦朝，以“二世而亡”的结局，给了期盼“万世”的秦始皇，一记响亮的耳光。一个划时代的王朝，为什么如此短寿?后人对此多有议论，一致的看法认为秦法暴虐是内因，陈胜吴广是爆破手。

　　如，贾谊在他的《过秦论》中说：“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借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

　　再如，西汉史学家褚少孙，在《史记》补缀中说：“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心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不过，这种说法带有很强烈的警示后世君王的色彩，是儒生们惯用的手法。不否认他们的初衷，但是过于上纲上线的说教，往往会阻碍对历史相的探讨。

　　如秦朝的灭亡，嬴政父子不顾民力的征敛是唯一的原因吗?秦王朝的是被农民推翻的吗?

　　01秦朝其实亡于贵族和士族的联合打击

　　秦末的军数量很庞大，史书提到的不下二十支，主要的有陈胜吴广、项梁项羽、刘邦、田儋田荣，以及由他们派生出来的陈馀、张耳、武臣、韩广、韩成、魏咎等。

　　这些人里面有几位是农民呢?一个也没有!这些义军领袖的身份，大致有以下几类：

　　1. 六国王族后裔

　　秦末，很重要的一个策略就是打出“恢复六国”的旗号，所以，六国后裔纷纷出山。田儋田荣是齐国王室后裔，韩成是韩国王室后裔，魏咎是魏国王室后裔。还包括后来赵国王室后裔赵歇，楚国王室后裔熊心等等。

　　这些人身份毫无争议，跟农民没一分钱关系。

　　2. 士族集团成员

　　《史记》并未说明刘邦的家庭出身，只是说：“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再加上刘邦四处“蹭食”的习惯，和刘太公的抱怨，给人的印象，似乎刘邦出生于普通农民家庭。

　　其实这是个误解。秦朝有资格为官吏者，都必须有一定的家庭资产，普通农民肯定不能“达标”。刘邦自幼是读过书的，他与卢绾同出生，又是同学，两家还是世交。因此，刘、卢两家为这俩孩子的出生，还大摆宴席，接受乡里的集体祝贺。这种派头，不是普通农民能具备的条件。

　　刘邦的弟弟刘交，有一个五世孙叫刘向，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学者，他说：“汉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刘。涉魏而东，遂为丰公。”

　　也就是说，刘邦祖上是贵族，到刘邦这一代，虽没了待遇，不缺地产房产，是典型的士族地主阶级家庭。

　　张耳陈馀的身份，《史记》上有很清晰的记载，他们就是魏国官宦子弟。秦兼并六国后，受到通缉，过上了生活。

　　像张耳陈馀这样的六国名士很多，由于他们喜欢游走江湖，常常养门客，或者给名人当门客，名气太大，被秦朝治者视为不安定因素。

　　陈胜吴广的身份，极有可能跟张耳陈馀一样，是个的六国名士。他们二人都是河南人，为何会跑到几百公里以外的蕲县?《史记》记载：“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谪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谪戍”，不是一般的征发劳工，而是因罪受罚。

　　再看看陈胜吴广途中的策划细节，他们竟然对胡亥篡位、扶苏遇害等皇家机密了如指掌，更懂得以扶苏和项燕为他们做代言人，对图谶更是玩得如火纯情。为了鼓动同行的人员跟他们一起，他们还利用普通老百姓不懂秦法，编造了“失期当斩”的谎言。

　　这些细节表明，陈胜吴广绝不是普通的农民，他们应该跟张耳陈馀一样，是六国的名士，在蕲县落网了。

　　3. 六国贵族后裔

　　项梁是楚国名将项燕的，项燕曾经打败过李信，最后战死于王翦的灭楚战争，其家族是楚国贵族。

　　项梁和项羽叔侄俩，因为屡屡犯罪，被官府通缉，却仰仗着家族的人脉关系，一直逍遥法外。这说明，项氏家族在楚地的势力不是一般的大。

　　秦末的军领袖，没有一人是农民出身，这样的怎么能叫农民?又怎么能说秦朝亡于农民?

　　义军的性质表明，秦朝其实亡于贵族和士族的联合打击。农民只是贵族和士族阶级，鼓动和利用的“作案工具”而已!

　　02大秦帝国与六国贵族及士族阶级的矛盾

　　六国贵族和士族阶级，与大秦帝国究竟有什么矛盾，导致必须以暴力手段解决呢?

　　1. 六国贵族对秦朝的仇恨，是商鞅变法的滥觞

　　六国贵族对秦始皇和秦王朝的仇恨，可谓刻骨铭心。《史记》记载，秦始皇一生至少遭遇四次暗，其中张良的行刺最为典型。

　　张良是韩国贵族后裔，父祖两代为相，一生致力于复国大业。后来他替韩成向项梁求封韩王，很清晰地表露了他的目标。

　　从最直观的理解，六国贵族后裔仇秦，就是不甘心失去往的荣华富贵，妄图恢复战国割据状态下的家族荣光。从历史发展轨迹追溯，这些贵族的诉求，其实跟商鞅变法时期，老秦贵族的心态一模一样。

　　商鞅变法革了老秦贵族的命，所以商鞅最终死于贵族们的疯狂反扑。大秦帝国一六国后，以秦法治天下，就是对商鞅变法的成果，在全国范围内的扩展。

　　因而普天之下的贵族都被，所以秦王朝就是所有贵族阶级的死敌!

　　2. 士族阶级与秦朝的矛盾，是选拔制度的滥觞

　　士族阶级其实是秦法的受益人，他们本不该卷入抗秦，那么他们怎么会成为推翻秦王朝的主力军了呢?这就要说到秦朝的选举制度。

　　在商鞅变法前，秦国跟别的诸侯国一样，采用世卿世禄制，商鞅变法后，这种贵族世袭的特权被取消了，官场的大门对所有人打开。秦朝的官员选拔，大致有以下三种：

　　①军功爵制

　　这是秦朝最主要的官员选拔和升迁途径。立军功不光可以得爵位，还可以对应授予官职：“以万户都三封太守，千户都三封县令”，以至于有“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的说法。

　　②荐举制

　　秦法规定，平民之家，如果家资丰富者，即可获得地方官员的荐举，获得出仕机会。萧何、曹参和刘邦，都是通过这种途径，获得工作的。像陈平、韩信这种贫苦之家，则无出仕机会。

　　③门客制度

　　严格讲门客制度不叫制度，而是门客文化，它是秦朝人才选拔的非官方或半官方渠道。战国时期，诸侯国大量人才涌入秦国，都是从门客做起，经由客主推荐，以客卿身份出现在舞台。

　　不过，以上三种选拔制度，对绝大多数文人来说，实在是隔靴挠痒。

　　军功爵在兼并六国，战事频繁时期机会很多，天下一后，这种机会就很难得，而军功爵制催生出来的尚武精神却不断发酵。这种矛盾，犹如不断向水库里蓄水，又不给它泄洪的机会，堤淹坝溃是早晚的事。

　　如张耳、陈馀最典型，他们骨子里就是尚武任侠的士族，在得不到秦朝容纳的情况下，爆发出了极大的力。

　　所以，在一六国后，军功爵制已经表现出与时代的不适应性，秦帝国又不能即使调整政策，让军功爵制不光失去吸引力，相反却成为隐患的制造者。

　　荐举制从一开始就有，仅家资一条，就了众多寒门仕子的出路。如韩信，他因为“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假如秦末战争，韩信是秦朝官员，那会是什么格局?

　　同样的还有陈平，品行学问都是一流，被乡里称颂，就是不能做官，他曾经感慨：“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

　　这种选拔制度，对家贫无资的不公平，对有家资的就公平吗?也未必，它还有两个缺陷，秦朝选官吏范围太窄，只选择熟悉法律的，并起点太低，只能从吏员开始，升迁太慢。如萧何和曹参，都是县里的狱吏，刘邦则是个村官。

　　门槛太高、范围太窄、起点太低，导致大量士族阶级要么被排除在外，要么满意度太低。

　　门客制度更不行，即便门客文化最兴盛的战国时期，四大公子门客三千，能有几人如毛遂破囊而出?相反，秦朝的门客文化，倒成了反秦人士串联的不安定因素。如张耳，曾经一度也养了千余门客，刘邦就是其中之一，这些人都成了推翻秦朝的骨干力量。

　　秦帝国砸碎了世卿世禄制，并没有成为士族阶级的救世主，反而因不完的选拔制度，让自己站在了士族阶级的对立面。随着士族阶级的不断壮大，他们成了游离于秦朝以外的盲流，不出事才怪。

　　03秦朝灭亡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势力缺失的恶果

　　如果说贵族阶级代表旧势力的沉渣泛起，士族阶级则代表新势力的蓬勃发展，大秦帝国无视两股势力可能的危害，却徜徉在商鞅变法成果的幸福中不能自拔。

　　商君之法虽然代表时代的进步性，但是它有一个巨大的漏洞，秦王朝不能洞悉：在消灭了宗族势力后，谁是皇权的拥护者?

　　在商鞅变法前，天下是宗法制结构下的秩序，王(皇)权受制于宗室势力，又得到宗室势力的拥戴，形成共治模式。商鞅变法彻底摧毁了这种模式，建立了皇权为中心的一元制结构，将宗室势力了历史的堆。

　　由此，带来了势力的缺位，由势力缺失所产生的结构性失衡，是秦朝灭亡的内因。我们从势力对皇权的双重效应分析这个问题。

　　1. 势力缺失，导致皇权失去制约

　　不受制约的皇权，必然导致失政和脱轨。秦始皇父子两代人，超出民力的大兴土木，不是没有人看出危害，而是个体的人物，谁也不足以改变皇权的，于是只能走向曲意逢迎。

　　叔孙通的故事最具代表性，国家已经处在悬崖边上，他理直气壮地选择了自保的拍马屁。宋、明的谏官何来胆量冒犯皇帝?因为背后有强大的士族文官集团!

　　赵高一个内官，为什么掌握帝国命运，连丞相李斯都不是他的对手?因为赵高只要搞定胡亥，就可以搞定皇权。李斯官位虽高，没有势力做支撑，他斗不过皇权。

　　不受制约的，必然产生畸形的朝政结构，也必然迅速垮塌!

　　2. 势力的缺失，导致皇权失去保护

　　有人说，假如秦朝实行分封制，面对反秦，是不是就会有宗室势力起来拱卫皇权?那么，秦王朝也许就不会灭亡了。

　　这话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虽然用宗室势力保护皇权选择错了对象，但方向是对的。我们可以顺着这个思路重新选择：假如秦王朝建立后，变革选举制度，扶植士族集团作为势力，结果会怎样?

　　不光釜底抽薪，孤立了贵族势力，而且庞大的士族阶级，就是大秦帝国分布在全国各个角落的代言人。

　　倘若如此，中国不必等到唐宋，就会提前进入寒门士族集团与皇权共治天下的历史阶段了吧。

　　04结束语

　　以此可见，秦末的反秦，其实是贵族集团和士族集团的联合演出。贵族集团为了恢复往的特权，士族阶级为了突破选拔制度，寻求自身的发展道路，双方一拍而合。

　　对秦帝国来说，他们没有看到势力缺失的危害性，也没有认识到士族阶级发展的趋势，而是一味秦法的万能，在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葬送了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