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盛铎在学术上很有造诣,为什么却是一个官迷呢?

  李盛铎是光绪十五年进士,他是中国近代最负重望的书家,并有多部专著。然而这样一个有学术的人,却是一个十足的官迷,其谋官术冠绝一时。

  李盛铎最初被授为翰林院编修。京官中,七品翰林最为清苦,翰林院编修的俸禄,平均每月还不到八两银子。放差外任,可使羞涩的宦囊鼓起来,这自然是很多翰林梦寐以求的事。

  对翰林而言,掌院学士享有向皇帝推荐贤才的权力,他对自己印象的好坏,对自己的仕途至关重要。当时,掌院学士正是李盛铎的座师、同治帝的老师、理学徐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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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盛铎为谋放差,可谓费尽心机。徐桐喜欢什么,他就准备什么。一次,徐桐召见诸翰林了解他们的学习情况时,问李盛铎最近读了什么书。李盛铎出其不意地答道:“数以来,未尝读书。”不读书在干吗呢?“适够得菊花数十盆,罗列厅事中,终其间,为养心之一助而已。”在菊花环绕之下养心可称雅士,故徐桐赞道:“数未与君相晤语,所见又进一步矣”。对李盛铎此举表示欣赏。接着他话锋一转说,如果是自己,则不需借助任何外物即可养心性,“似当较胜君矣”。李盛铎听后,作肃然起敬状,恭维道:“吾师造诣,已至颜子心斋坐忘境界,岂门生之所敢望?”这个马屁拍得徐桐颇为受用。

  “孝”是儒门所认同和谨遵的最重要的伦常之一,理学家尤甚。李盛铎后来到徐家给徐桐的孙子当老师,有了近水楼台的条件,便抓住一切机会在理学面前秀自己的“孝”。徐宅在前门内东城根,李家在前门外西河沿,相距不算很远,但也不是很近。李盛铎在徐家授课结束后,必回自己家中省亲一次,以显示自己的孝顺,且每往返时间不差毫发,而且无论寒暑风雨,他都是步行,绝不乘车。这一切,徐桐自然看在眼里,喜在心里,自此对其另眼相看,自谓孙子有此良师可称幸事。殊不知,李盛铎在每回家时,刚出门,并不乘车,但一拐弯,觉得徐桐不会发现他了,立刻乘车而去;回来时,也乘车而行,但距离徐宅不远处,即下车步行。即使这样,他也未必回家,即使回家,也未必对高堂嘘寒问暖。

  李盛铎知道徐桐非常厌恶洋人,一切西方货品都不用,甚至因其子在院子里吸食吕宋烟,而怒声斥责,并罚令跪在暴烈的太阳下作为惩戒。李盛铎明知徐桐最恶,他自己也并不吸,却故意将烟具置于榻上。徐桐看见后,问是谁的,李盛铎答道:“门生因病,是以近来抽两口。”徐桐正色斥之,称是害人的玩意儿,上瘾后无法戒掉。李盛铎听后,立即摔烟灯,断烟枪,发誓说:“宁因病死,断不再吸此洋鬼子害人的东西。”徐桐反倒觉得过意不去,以后不吸就是了,何必要毁掉呢?而李盛铎毁掉烟具之后,更是整正襟危坐斋中读书,两月不出门以“自省”。徐桐知道后,“益服其进德之猛,改过之速,为生平所未见”,于是逢人便夸赞李盛铎的知错能改之勇。李盛铎的倾情演出不久就有了成效:当年,他就在徐桐的推荐下得到了江南乡试副考官一差,终于走出了清水衙门。

  李盛铎仕宦生涯的转折点在光绪二十四年。这年八月,他被清廷派充为驻本公使。这次擢升,是他在维新运动中玩弄两面派手法,转变风向得来的。

  光绪二十三年冬天,德国强占胶州,康有为由广州赶赴北京,“于时会试期近,公车云集,御史李盛铎乃就康谋,欲集各省公车开一大会,康然之。是为保国会之初起。”从梁启超《戊戌记》的这段话可以看出,李盛铎是保国会的发起人之一。

  次年,即1898年4月12,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以维新变法、救亡图存为目标的全国性团体保国会举行了成立大会。但成立之,作为保国会发起人之一的李盛铎却未到现场,维新诸人深感诧异。

  原来,在保国会成立大会之前,知名的守旧派、坚决反对变法的徐桐知道此事后,召李盛铎前来,对其大加斥责。李盛铎见座师大怒,遂辩称自己此前的行为只是为了试探康有为之虚实,自称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徐桐极为赞赏,称其能辅佐圣学。同样守旧的慈禧亲信荣禄也刻意劝诫、拉拢李盛铎,以便为己所用。

  随着维新运动的高涨,慈禧群起而攻击保国会聚众图谋不轨,目的是保中国不保大清。敏锐的李盛铎见风向变了,马上反戈一击,快速上书跟进,参劾保国会,洗刷自己。他听说有御史要保国会的发起者,“乃检册自削其名,先举发之”,并连奏三本参劾保国会,以取媚于徐桐和荣禄等顽固派。此后不久,保国会就基本停止活动了,“至第二次开会……到者除康门外无人矣”。可以说,保国会相当于自动解散了。此外,李盛铎还在荣禄的指使下,奏请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去天津阅兵,企图实现后顽固派以武力胁迫光绪帝退位的阴谋。他还欲联合御史联名奏请慈禧太后垂帘听政。这一切甚得慈禧欢心,也是他获得驻公使一职的主要原因。李盛铎这一行为遭到时人讥笑,连他的一些朋友都实在看不过,称其为“反复无常”之人。

  李盛铎在戊戌维新前后见风使舵的表演,向世人展示了其精湛的自保术和谋官术,其工于揣摩迎合之情态,历历如绘。

  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李盛铎奉调回国,任顺天府丞。其座师徐桐已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自缢而死,李盛铎只好改走别的门路。此时,在慈禧太后前大红大紫的是庆亲王奕劻,但奕劻与徐桐不一样,他好讲洋务,一生好货,受贿卖官无数。李盛铎便刻意向奕劻说自己曾任本公使,大肆吹嘘自己“深通洋务”,并投其所好,下血本送进珍贵书画。但奕劻是俗人一个,不知书画贵,对他而言,白花花的银子才最实在,决定将书画退还给李盛铎。强将手下无弱兵,手下无茬,庆王府的总管在退还时将珍品书画换成了赝品,李盛铎大感愤怒,有人说他“其后进退失据,抑郁以死”。然而此说不准确,李盛铎并未“抑郁以死”,他在舞台上的表演还远未结束。光绪三十一年,他又与亲贵端方等五大臣一起,被派遣出洋考察,又大大风光了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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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盛铎继续周旋于民初官场,显得游刃有余。1912年春,他被袁世凯任命为山西民政长,后为总府顾问、参政院参政。袁世凯死后,李盛铎照样把官做得风生水起。1917年,他出任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后投皖系;1918年,任国会参议院议长;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皖系失败,李盛铎也随之。从此无奈地结束了自己的官场生涯。

  清末时,李盛铎曾对友人说起居官要诀,即“稳、冷、狠三字”。友人对此颇为不屑,说自己还有三字,恐怕和这三字不能兼顾。李盛铎以为对方还有秘术,忙问是哪三字。友人答道“君、亲、民也”,着实给李盛铎上了一课。

  其实对官迷来说,只要能使自己谋得官位并飞黄腾达,哪里顾得了。像李盛铎这种不知廉耻为何物,没有理想与抱负,只为一己谋利益的政客,历代不乏其人。这确为国史之耻,实在令人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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